《金卡斯的两次死亡》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樊星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谷立立

谈到巴西，很难不会想到狂欢。长久以来，这个民族骨子里散发出的癫狂意识，让庸常人生也带着一丝不凡。生活如此，文学也不例外。作家借狂欢之名，大发荒诞之语，以魔幻的手法无限贴近他的国家、同胞，从而完成了一种狂欢式的写作。若热·亚马多被誉为巴西“国民作家”，想必对此种创作不会陌生。从1930年创作《狂欢节之国》到1992年的《土耳其人的美洲大发现》，他以诗歌、散文的笔法细腻描绘巴西社会风情画，笔下作品几乎可为当代巴西代言。

不可否认，《金卡斯的两次死亡》有一个卡夫卡式的开头。小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主人公金卡斯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别急，这可不是盖棺定论。细读小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丝半点的悲戚，扑面而来的反倒是实实在在的狂欢。换言之，死亡真实存在，狂欢真实存在;死是生的隐喻，生是死的载体，两者互为依托、彼此照应，最终烘托出一种闹剧化的死亡场景。没错，闹剧。亚马多擅长营造双面人生，《金卡斯的两次死亡》尤其如此：金卡斯不仅拥有两种死法，还有两种活法。他曾是安分守己的公务员，是完美无缺的正直公民。可谁知他放弃国税局令人艳羡的职位，选择与“堕落”相伴，终日嗜酒如命、流连赌场、混迹街巷，令家人蒙羞、为世人不齿。如此这般任性胡来，倒也罢了，可是死亡偏偏不请自来。于是，如何才能抛开劣迹、恰如其分地评价金卡斯，就成了摆在有关人士面前的最大难题。

金卡斯的死亡与其说是人畜无害的私人事件，倒不如说是透射人性的公共话题、癫狂人生的终极汇演。小说中，道貌岸然的中产阶级齐聚一堂，站在各自的立场对金卡斯不甚体面的死法做出大体相似的表现：有的极力掩饰，有的难以理解，有的羞愧难当;正派的老友将金卡斯的死期当作新生，今生丑闻连连，来世或能安然;笃信宗教的女儿万达深以父亲为耻，“这个爸爸就是十字架，将他们的生活变成了骷髅地”;一脸严肃的女婿列奥纳多不去想如何让岳父风光大葬，一心想着该为自己添置一双新鞋……

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眼熟?是的，荒诞。或许，还应该加上魔幻。整个拉美都是魔幻集散地，巴西如何能独善其身?　至少在亚马多这里，魔幻不是没有，而是太多，多得早已渗透到民族血脉当中。比如死亡，小说标题明明白白地预告了金卡斯之死，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怎么可能死两次?或者说，死神如何不露痕迹地将之扮成玩笑，在众人把葬礼当成炫耀身份、展示财富的盛大派对的当儿，给了金卡斯一个合乎身份的结局?

然而，这不正是我们一直苦苦寻觅的魔幻吗?　正常的人生固然不会有两次死法，但若是顶着“狂欢”的名号，一切就皆有可能。亚马多不愧为讲故事的高手，他轻轻一笔宕开，一生二，二生三，将一个人、两种活法、两次死亡，延展成一个家族的双重狂欢。儿女的安排是其一，酒徒的唤醒是其二;前者体面且高尚，后者草根接地气。很难说两种死亡孰优孰劣，因为它们都是当下巴西的映像：草根铺就地基，世俗(钱财、利益)塑造思想，且在有意无意间左右着人们的判断：中产阶级女儿以虚伪的方式粉饰了父亲的“堕落”，但她却怎么也搞不懂自己的老父亲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还好，亚马多知晓一切。如他所说，真正的水手不会留恋安稳的床榻。好比路上的行者只配倒在路上，亚马多的水手永远只属于大海。醒过来的金卡斯还来不及享受他虚假的荣光，就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完结———我们只见他轻轻一跃，心满意足地跳入大海，随即被海浪吞没。从此，老水手彻底摆脱了乏味的体面，将恼人的名誉、周遭的非议、难缠的儿孙远远抛开，得到了他一心盼望的安宁。

不过，你能说金卡斯不道德吗?至少在亚马多这里，他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只是，这种英雄性从一开始就与世俗价值相互背离，难免被打上“堕落”的符号。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亚马多不道德。因为真正的作家永远游走于道德边缘，拿堕落说事，却不屈从于世俗的约束。亚马多太老练，他老练地戳穿了虚伪的肥皂泡。作为一个数十年如一日描画巴西民族精神内涵的作家，他不仅称职，而且早已超越了他的职责。回到小说，金卡斯究竟应该如何生、应该如何死本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从这次因死而生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读出些什么：是一团乱麻的民族劣根性，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