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

［日］冈田武彦著

钱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潘力

冈田武彦先生是日本儒学泰斗，也是九州地区新儒教运动的主要推手和九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的“神儒共体”思想将儒学理解为神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他的著作《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以下简称“《简素》”）就是基于这一思想对日本文化体系的全面解读。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围绕“简素”和“崇物”两个核心观念展开论述，历史和宗教的精湛造诣在字里行间融会贯通，蕴涵着深刻的哲思。

《简素》以日本的原生文明和自然观开篇，这正是我们解读日本文化的两把钥匙。原生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民族在发展历程中都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与文化方式等一系列文明形态，如同人的生命基因那样，将稳定而长久地影响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和发展方式。

冈田武彦将日本古坟时代（250-592年）的墓葬陶俑“埴轮”作为简素化达到极点的标志，他指出：“这里所说的简素，是‘文极反素’（饰到了极致便成了无饰）的意思，即华丽的极致。”而日本原生文明的起点绳纹陶器正是“华丽的极致”的源头，“从史前的绳纹时代到弥生时代演变的过程，就是简素化的过程”。绳纹陶器是大陆文明传入日本列岛之前的原生态文化现象，体现的是狩猎生活，是强烈意志力和生命感的传达；弥生陶器则反映了来自大陆的农耕生活，是情感性的表现。就造型而言，也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其一表现为崇尚单色的直线造型，蕴涵枯淡俭朴的性格；其二表现为色彩丰富的装饰性，具有华丽高贵的气质。日本文化就是以此互为表里，柔和简洁的外表形式包含着坚强复杂的内在精神。这既是日本民族精神结构的特质，也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性格。

冈田武彦在书中写道：“重要的是，日本人应当对神道潜在地流淌于全部日本文化之根底的现象有所自觉。”神道教起源于自然精灵崇拜，日本人自古就形成了崇尚自然的世界观，其基本理念“万物有灵论”是在与大自然长期亲和相处的过程中将每一自然物都视为“有灵之物”，造就了日本民族善于将一切自然物都作为有灵性的活物来亲近、接受并与之交流的思维特点。从自然界的有灵动物到森林山石、江河雷电等都被认为是神灵的化身。因此，日本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和自然既没有对立的意识，也没有隔阂的疏离感，而是把自然当成情感倾诉的对象，并将自身的情感也以自然形态为隐喻来表现，认为自然是有生命感的。由此，感悟自然不仅成为日本人精神内省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

《简素》的上篇第三章《日本文化与简素精神》是该书的主体。冈田武彦以平实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从文学到美术，从茶道到音乐，如数家珍，为我们逐一解读日本文化现象的特征。其中“茶道”一节尤为重要。冈田武彦将“作为综合艺术的茶道”定义为“日本文化的象征”。中国茶叶约在唐代进入日本。日本茶道始祖村田珠光在十五世纪以禅宗精神发明了“空寂茶”，提倡简素美，茶室装饰以淡雅幽静为宗旨。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村田珠光的茶道精神，提出“和、敬、清、寂”。日本茶道的实质精神在于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相爱和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其复杂的程序和礼节已成为陶冶精神的一种仪式。

事实上，讨论日本文化，禅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虽然日本禅宗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但由于禅宗与日本人的性格和美学理想十分吻合，因此，较之中国更为深入地浸透到日本人的生活之中。禅宗对日本审美意识的最深刻影响是产生了“空寂”（わび）和“闲寂”（さび）的美学观念，成为日本文化的基础性概念。概括地说，“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与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与古雅。“空寂”以幽玄为基调，具情绪性；“闲寂”以古雅为基调，具情调性。而两者共同的“寂”字包含了日本式审美意识中与禅宗精神的深刻联系，并有某种抽象的神秘主义氛围。

《简素》的下篇《崇物的精神》虽然体量不大，未及充分展开，但却是和“简素”共同构成冈田武彦思想体系的重要概念。“如果说简素是冈田先生对日本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那么崇物便是冈田先生对日本民族心理的精炼式总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物”并非实体的物质，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体验。正如冈田武彦写的那样：“从本质上说，无论形而下之物还是形而上之物，均属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说的‘气’。而‘气’可以说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因此又可以说，‘气’就是‘灵’的存在。既然‘物’皆为‘气’，那么‘物’亦即‘灵’的存在。”

由此我想到了日本独特的“物哀”美学观念，是冈田武彦“崇物”思想的最好注脚。“物哀”是客观对象（物）与主观情感（哀）一致而产生的一种审美情趣，交织着哀伤、怜悯、同情、共鸣等感动成分，延伸出对人生世相的反应和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因此，冈田武彦指出：“日本人基于对自然的崇拜而产生了对物的崇拜与崇敬。而这种崇敬精神，又成为贯穿于日本的宗教、哲学等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对物的崇拜似乎具有宗教的意味，但又不同于宗教，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或心理定式”。“物哀”正是由外物引发人的内心感动，产生优美、深沉、哀愁的情感体验，把外在的“物”与感情之本的“哀”相契合而生成的谐调的情趣世界的理念化。由此，“物哀”与“空寂”和“闲寂”一道成为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三大支柱，不仅是艺术与美学领域，而且广泛渗透到文化与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日本文化的基础性概念。

冈田武彦认为，中国的儒教如此完美地被日本神道教所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儒教的基本精神和作为日本传统思想的神道具有一致性。尤其是江户时代德川政权对儒学的崇尚，进一步促成了从“神佛合一”到“神儒合一”。而日本是感性和直觉的民族，不善于理性的形而上的思辨，正如冈仓天心所说的那样：“与其把漂浮的思想停靠在附近的港湾，与激浪、深海作无益的抗争，不如在思想的平台上从事平和的工作”。因此，“简素”和“崇物”的感性即是日本民族性使然，也蕴含着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消化。

通读全书，不禁为钱明先生的翻译所感动。该书涉及日本古代文学、诗歌、俳句以及宗教、历史、绘画、建筑、音乐等诸多领域，若没有过硬的日文造诣和专业学养，无疑很难呈现原著的本来面貌。钱明作为冈田武彦的弟子，凭借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透彻理解，很好地驾驭了语言文字的转换，最大限度地为中国读者展现出冈田武彦深邃的精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