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风气，正朝着本土化方向强势回归。这一全新语境把一个由来已久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再度摆到作家学者面前，这就是：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理念和方法，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补苴罅漏，正本清源，“我注六经”，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立足时代认知的制高点，亮出自己的胸襟与目光，博采众长，取精用弘，“六经注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精神淘洗和历史砥砺中，不断激活底蕴，融入新质，从而与时俱进，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愿意向文坛和学界郑重推介文史大家王充闾先生的历史文化作品新著《国粹：人文传承书》（以下简称《国粹》）。这部洋洋洒洒36万言的作品，聚焦5000年中国文化史，其行文洒墨、取材立论自是保持着作家一向奉行的扎实、缜密与严谨，然而统摄全书的最大特点，却是悄然贯穿和浸透于字里行间的属于作家特有的历史意识、文化情怀、人格理想、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它们无形中完成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别一种描述与解读，同时也凸显了作家历史和文化回望的个体风范，其文心所寄，很值得认真揣摩和仔细回味。

“文主秦汉，诗规盛唐。”“书不读汉唐以下。”这样的说法，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审视，大抵难免有刻舟求剑、泥古不化之嫌；不过，倘若就学术研究而言，却又不能不说它颇有道理。因为研究者要在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上把握传统文化，确实需要从精读元典、洞悉上游、夯实基础入手，确实需要一种溯源而上、由源及流的意识与能力。张之洞所谓：“读书宜多读古书，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余嘉锡断言：“欲研究中国学术，当多读唐以前书，则固不易之说也。”都包含这层意思。对于这一问题，充闾先生似乎未做直接论述，但从他近年来的创作与研究多围绕先秦展开且硕果累累的情况看，他应当与张之洞们“所见略同”。而一卷《国粹》亦可证明这一点。该著拿出多个章节专门透视先秦和汉唐文化，它们或从容叙事，或睿智析理，均可谓深入浅出，别有会心。譬如，《生生之为易》在充分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锁定“生命之学”“生存之学”和“发展、变易之学”三个维度，深入发掘和精心诠释《易经》的丰富内涵，从而在本源意义上揭示了中华民族何以能够久历沧桑，却生生不息。《士君子》从王安石的怀古诗《孟子》说开去，其生动的夹叙夹议，不仅勾勒出孟子其人雄强善辩、清高自持的风标气度，而且凸显了这位“亚圣”于思想史和儒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如呼唤知识阶层的群体自觉，高扬“民贵君轻”的旗帜，发展儒家的“民本”观念等。这时，孟子的话题便与时代潮流相衔接。还有《始祖》《鸿蒙开》《秦始皇之道》等文，均采撷不同的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展开钩沉与思考，就中完成了对先秦乃至远古历史重要段落或场景的新颖解读，同时也传递出作家渊博扎实的学问功底。这样一些立足源头、厚积薄发的篇章，带给全书的是一种幽邃旷远之境、高屋建瓴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中心意脉，以儒释道多元互补为基本形态。其中道家与释家相对于儒家，都是边缘性、异质性的存在。而道家与释家相比，少的是哲理性和仪式性，而多的是本土性和世俗性。唯其如此，道家对国人性格和民间习俗的养成，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变易与发展，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然而，不知为何，鲁迅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充分呼应，迄今为止，道家文化在文学世界仍是一种清浅模糊的存在，对道家文化素有研究的充闾，显然希望促进现状的改观，而一卷《国粹》便有意识强化了对道家文化的梳理与推介。请看《道家智者》。该篇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之下，着重解剖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庄子始终如一“做减法”的生命实践，其精到的条分缕析，既阐明了这种生命实践的心理依据，又归纳出它何以可能的精神途径，其结果是不仅彰显了庄子其人的个体追求，而且完成了对道家文化的浓缩性皴染。《邯郸道》涉及曾经在古赵大地长期并存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但透视和分析的重心分明还是后者——流传逾千载的“黄粱梦”和吕翁祠，以虚幻离奇的故事，演绎着“凡功名皆成梦幻，无少长俱是古人”的道理。这当中无疑包括着消极成分，但也不无合理元素：对利欲熏心、贪得无厌者，它不啻于当头棒喝；而对命乖运蹇、求进无方者，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抚慰？这时，道家文化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与儒家文化奇妙的转换与互补关系，获得了清晰而客观的展现。《千古文人心》《达人境界》分别阐释李白和苏轼两大文豪的命运轨迹。其场景与事件自是缤纷摇曳，但内中贯穿的却是一种清晰自觉的理性判断：儒家支撑其社会行为，道家成就其艺术实践。这是作家对道家文化的别一种观察与解读吧？这样的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愈见斑斓、繁复与博大。

《国粹》是以文学为主视角的文化史建构。既然是史的一种，它就必然要遇到如何处理历史上“人”与“事”的关系问题。对此，充闾先生提出“事是风云人是月”，从而“烘云托月”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心》）事实上，正是这样的观点幻化为《国粹》的中心线索。请看构成全书的四大板块：第一章“人文命脉”，集中讲述庄子、孟子、秦始皇、李白、苏轼、纳兰性德、袁枚、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思想、艺术、性情和命运，涵盖了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等先贤，其笔墨所至，或知人论世，或由史通心，而落脚点都是为现实人生提供滋养与借鉴；第二章“生命符号”，相继介绍贺兰山岩画、广陵散古曲以及诗词密码、楹联趣味、姓氏文化、座次学问等。它们是文化的积淀与升华，但更是心灵的投射与创造，是人对自身的审美化与对象化。第三章“文明大地”，着力呈现“三峡气象”“江南传奇”“凉山云和月”“丝绸之路”等人文地理，但行文洒墨并不是单纯的模山范水、借景抒情，而是在此基础上，调动时空交错、散点透视的手法，牵引出相关的历史人物，从而增添江山的人文色彩和大地的精神重量。第四章“生活智慧”主要从制度和观念层面，切入传统文化和古人生活。作家的初心与重心始终是，在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烛照其精神生态，弃扬其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对于读者而言，《国粹》是诗意盎然、情采飞扬的一部文化史、传统史，但更是深思熟虑、自成一家的心灵史、精神史。它所传递的不单单是文学家的历史意识，同时还有以《左传》《史记》为开端的文史合一的写作方式。（作者：吕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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