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孩子们在一起

整理者按：李家炽，离休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

宋庆龄生前曾多次说过：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2月25日她最后一次回上海，回到了她在上海的家——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寓所。

为了做好宋庆龄回上海的后勤工作，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安排。

她家里（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地准备起来。周和康是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寓所的第四位生活管理员，刚解放时，宋庆龄寓所管理员老陆因近退休年龄，身体不好，介绍他弟弟陆志辉来担任管理员一职。几年后，陆志辉到房地产系统去工作，我们处（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调来原在解放军某部队任首长警卫员的戴炳书来担任此职。后来，又从别的系统选调周和康来担任此项工作。从1956年起一直到宋庆龄去世，周和康一直担任管理员一职，他工作负责、勤勤恳恳，宋庆龄是满意的。

在宋庆龄家里，保姆只是负责宋庆龄房间里的服务，只为宋庆龄做贴身服务。李燕娥、钟兴宝从1953年起都是为宋庆龄贴身服务，李燕娥在1953年后基本上就是管家了。除了保姆以外，其他人不允许进宋庆龄的房间。对此宋庆龄早就有规定：除了贴身保姆以外，其他人不得上楼。由于保姆只为宋庆龄贴身服务，因此管理员并不是单纯做管理员的事务，还要承担其他一些相关工作。

上海宋庆龄寓所占地面积4300多平方米，寓所整个外形像一艘船，主体建筑为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花园里还建了鸽房、鸽亭，宋庆龄喜欢鸽子，所以养了好几十羽鸽子。宋庆龄特别喜爱干净、整洁，关于花园，宋庆龄曾经说过：“有一园子的香樟树围着，香樟树对人的身体是很有益处的。”

12月下旬，我到宋庆龄家里去检查准备工作。主要是看看车辆准备情况、煤炭的储备情况，还有宋庆龄比较在意的花园。从绿化、院子、鸽子、鸽房等各方面看都很整洁。我在周和康的陪同下，见到了厨师唐江，又看了宋庆龄的专车———辆红旗牌轿车及专车司机刘春生，还在花园里见到了绿化工沈根林，他们的心情都很好，身体健康，都为宋庆龄的回来做好了准备。宋庆龄回来后，我们感觉她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比较满意。

▲宋庆龄喜欢鸽子

12月30号，中央派专机送宋庆龄从北京回上海。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张甦平与我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宋庆龄。那时她年事已高，已经86足岁了，身体比较胖，走路也已经比较吃力了。在飞机场接到宋庆龄后，我们立刻把她送到家，到家时大概是上午10点半左右。为了不打扰她休息，我们就先回去了。下午4点半左右，我们再次到她家拜访。这时，宋庆龄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当时宋庆龄坐的沙发椅的位置是坐南朝北的，紧挨着沙发椅的桌子下面安有一个电铃。客人一般是坐北朝南。我们一进去，宋庆龄就很高兴地说：“多年不见，很高兴见到大家。我这次回来，准备休息两三个月，在上海过元旦和春节，要整理些东西，清理些资料，可能还有些事情要你们帮忙做。”我马上回答道：“首长随时交代好了，一定完成任务。”宋庆龄一直都很客气，她从不轻易要我们干什么事情的。

宋庆龄这次回上海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招待客人

宋庆龄回家后第一次招待客人是在1979年1月1日下午3时，宋庆龄在家里举行元旦聚餐，用茶点招待市委的有关领导，以此来庆祝元旦。出席的有彭冲（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王一平（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张甦平、沈粹缜（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和我。粉碎“四人帮”以后，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回到上海过元旦和春节，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互道新年祝贺。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周围，宋庆龄跟大家说：“好多年不见，很高兴见到大家。”席间，大家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搞好和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告别之时，宋庆龄热情地与彭冲握手道别。

这次聚餐是由锦江饭店准备茶点并上门服务的，当时的服务员是乐翠娣，她一直负责中央首长的服务工作，后来她成为了锦江饭店的副总经理。出席这次活动的人员如今只有彭冲和我还健在。彭冲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有时我去北京还会去看望他。当时文汇报社摄影记者徐大刚为这次活动进行了拍照，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因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1978年6月)之时未回上海参加纪念会，这次宋庆龄回到上海家中后，于1月26日下午5时在家里招待中国福利会领导，参加人员有沈粹缜、朱可常（时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陈维博（时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吴之恒（时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等，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在这次聚会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座的各位同志都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久违的宋庆龄，其中有一位同志突然举起酒杯，站起来说：“祝夫人健康长寿。”宋庆龄马上回答道：“我最不喜欢这样，大家这样边吃边谈，交谈交谈多好。”随后，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这次活动。临别之时，宋庆龄还送给每人一份水果糖。

▲穿中山装的宋庆龄

元旦过后，大约是在1月底到2月初的时候，难得回家一次的宋庆龄把家里珍藏多年的酒，一共四瓶，托我分送给彭冲、王一平、张甦平，其中也送给我一瓶。这些酒都是宋庆龄友人送给她后，她在家中珍藏多年的法国葡萄酒。1980年春节过后，陈国栋到上海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宋庆龄又从北京托我给陈国栋带回一瓶葡萄酒。

出卖旧物

上海人有句俗语：“卖旧货是不得已之事。”宋庆龄当时既有外国朋友的来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很关心照顾，因此经济上出现了窘况。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家中的物品能够保留到现在确实不易。但是，宋庆龄需要钱用，这次回来，她把家里的东西经整理后，于1月底卖了一些物品。宋庆龄的东西一般都是整批地卖，卖的物品主要有船模型、旧无线电、显像管、翡翠摆件、皮衣服等等。宋庆龄对我说：“你去处理。”我事先找了商业系统的人，由他们派来旧货商店的人员来估价。然后，周和康把十几件皮衣用樟木箱装好和其他旧物一起，用黄鱼车搭载，送到我办公楼（康平路188号）的一楼，当时商店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卖旧货，我们虽然都知道，但不能告诉他们。

在这些物品被卖之前，我就向彭冲进行了汇报。按照当时的规定：宋庆龄家里的事情必须向市里的领导汇报，市里还要向中央请示，因为宋庆龄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宋庆龄家里的事情彭冲等市委主要领导都要过问的。他们做出指示：东西不管它值多少钱，但因为是宋庆龄的物品，其中可能有很重要的文物价值，所以要妥善处理。后来这些物品除了翡翠摆件由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垫付买下，并放在机关的仓库外，其余的物品均由旧货商店处理了，当时完全是按照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估价的，一共才卖了2000多元。宋庆龄一直以为那些翡翠摆件是真的，不是假的，皮货也是好的。当所有物品被处理以后我向宋庆龄汇报时，宋庆龄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卖到这个价钱的10倍，没想到是这点钱呀！”宋庆龄逝世后，这批翡翠摆件全部交付宋庆龄故居了。

清理资料

宋庆龄这次回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资料，其中以书信居多。宋庆龄当时的助手有两个人，一位是杜述周（时任宋庆龄警卫秘书），此次宋庆龄回上海之时，恰好杜秘书的母亲病重，宋庆龄让他回家陪护母亲去了。另一位是张珏（时任宋庆龄秘书），当时宋庆龄让她休假。所以，这次宋庆龄回来清理资料都是自己动手，一件一件自己亲自清理的。一般来说，她也不会叫其他人来帮助处理此类事情。我们体会到，处理此类事情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当宋庆龄看到一封封信件和资料时，睹物思人，过去很多的事情会涌上心头。孙中山先生逝世得早，一直以来她一个人独自奋斗，在捍卫孙中山思想的过程中，历经了千辛万苦，曾经仅有的几位革命战友也一个个因为种种原因离她而去。宋庆龄生前最为痛恨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对于这种人，她曾经说过：“要掴他的耳光。”

▲周恩来和宋庆龄

这次清理非常累，每一封书信她都要亲自过目，每封信件是否有用，是否需要留下或是处理掉，都要经过她本人亲自审阅。阿姨（钟兴宝、顾金凤）只能是帮忙搬动搬动，留下的信件只是小部分，绝大部分都销毁了，重要的资料都留下了。处理完这些资料后，她的脚背都肿了，腰酸背痛的，人也非常疲倦。

后来我们在清理她的遗物的时候，就寓所里所有的物品件件都进行了登记造册，该称重量的称重量，该量尺寸的量尺寸，光留下的资料就有两大包，我们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造册。当时我首先清理她的卧室，在卧室里首先清理壁橱和文件箱。文件箱没有上锁，箱子一拉开，我首先看到的是里面的信件，共有26封。我看到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给宋庆龄的信件，有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的书面记录，有毛泽东请她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等特别重要的信件，等等。

在宋庆龄这次清理中，大部分资料被销毁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她认为没有用的要销毁，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她自己负责。这次清理出来的还有40多份党内文件，她让我上交上海市委。

给寓所拍照

宋庆龄这次回上海以后，还特意专门交代摄影师将寓所的房子进行了拍照。不仅将院子、房子的外形，还有一楼的房间，包括客厅、餐厅、书房等等，都进行了全景拍照，至今我仍然保留着这一套照片。我想，她大概是因年龄、身体的原因，不能常回上海，不能常到自己的花园里去走走，想留一个纪念吧，她是多么留恋上海的家呀！

这次是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在这短短的50多天时间里，她是非常繁忙的：作为一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宋庆龄一共接待了15批客人；写了十几封信件；应新华社之约就国际儿童节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还要亲自动手清理资料、整理物品；等等。总之，宋庆龄这次回来，既短暂，又繁忙。加之她身体不好，脚肿背痛，凡事都要事必躬亲，确实不易。后来由于宋庆龄要在3月份去北京会见一些海外客人，就于1979年2月25日匆忙离开上海赴京，张甦平秘书长和我又一起去机场送走了宋庆龄。

——摘选自《百年潮》2009年06期

作者：李家炽 口述 黄玉抒 整理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徐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