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道与文心》，许钧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学毕业至今已有45年，多年来渐渐地养成了习惯，喜欢每天读一点书，思考一点问题，写一点文字或译一点东西。前些日子，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年轻学者探讨学术问题，我谈了自己关于学术研究与自身成长的一些看法：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场所。一个学者，应该一直处于读书、思考和写作的自觉状态，这是一种常态。前段时间，我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献给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译道与文心》所收录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与书有关，是写书、译书、编书、读书留下的一些记录。这是一条翻译之路，寻求的是翻译之道。

其间，我想到了故去的林煌天老先生，他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是翻译界有目共睹的，对青年翻译人才与青年翻译学者的帮助是巨大的，他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更是中国翻译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可谓译家、译事、译论，三位一体；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溶于一炉；系统、开放、创新，三头并进。我也想到了沈苏儒老先生，记得他在80多岁高龄给我写信，信一直珍藏着，他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深刻思考，提出中国的翻译研究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译论，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尤其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挖掘。基于此，他身体力行，撰写了《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此书的价值是多重的，因为在我看来，当我们冷静地回顾、思考、检点中国译学百年来所作的种种努力，梳理其发展的脉胳，探索其成败的奥秘，总结其建设的得失时；当我们试图追寻中国译学探索的百年踪迹，对21世纪译学发展提出自己的想法、观点或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译学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近代意义上的译学开创者——严复，不能不去探究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之说何以具有永久生命力，不能不去思考他为我们的译学发展所建立的奠基性的功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翻译研究，对于西方的借鉴很多，模仿也很明显，创新较少。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其实，人文学科的创新特别不容易，需要继承、积累、探求与交流，也需要质疑，需要思想的交锋。鉴于此，我一直特别关注中国翻译学界的同行在翻译探索之路上所取得的进展，对翻译学界所出现的不同想法、不同观点、不同意见持开放态度。对于翻译学界同仁提出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观点，我们更应持鼓励、肯定、支持的态度，通过学术争鸣，导向新观点、新发现、新收获。

对谭载喜的《翻译学》，我的立场是坚定的，在为该书所写序中，我想表明的就是对翻译学建设的“认识、立场和观点”。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学科，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对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探索，虽然学界一开始就有较大的反对声，但我仍然为他的著作写了序，还写了书评。生态翻译学基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受惠于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是一项翻译学和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是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文理结合的产物。当然，生态翻译学理论并非完美，但我们应当鼓励这种探索的精神。对黄忠廉的“变译说”、奚永吉的“翻译比较美学”、顾正阳就中国古诗词曲英译展开的系统研究、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等，我一直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于学术探索，这些新观点的萌芽是特别可贵的。

读书与思考是互为促进的。这部小书所记录的文字，是我读书与思考的印迹。读书要有思考，有思考才会有质疑，有探索才可能有所发现，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新见。在思考中，我们力求思想是开放的，目光是探寻的，胸怀是开阔的。就翻译而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的对象、路径、方式、工具与手段，都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有的学者对翻译的“忠实”观提出了否定的主张，认为翻译无需忠实。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的加快，中国文学外译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对中国文学是否要主动走出去、翻译是否要恪守伦理原则等重大问题，学界有很多模糊观点。面对翻译的新现象和不同观点，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思考，更新观念。

我觉得，首先，翻译需要重新定位，要对翻译有本质的认识，从翻译与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上去考察翻译的本质性特征，正确认识翻译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创造的重要贡献；其次，要树立动态的历史发展观，认识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起的积极作用；三是翻译要坚持其伦理价值，不要把功利性的一时变通之策当作永恒的价值追求；四是研究翻译与理解翻译，应该有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照，尤其要重视翻译服务国家需求所起的特殊作用；五是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翻译界应在探讨“如何译”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认识，在“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三个层面进一步思考。

作为翻译学者，对书，我有特别的感情。《译道与文心》记录的就是一个翻译人的书缘，爱书人珍贵的收获。我学习季羡林的论述，对翻译的重要价值有了新认识；读好友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对翻译的历史观有了新理解；读许渊冲有关翻译的思考，知道了何为翻译家的担当和“美”之于文学翻译家的意义。就为学为人而言，从《红与黑》第一位译家赵瑞蕻的书里，看到了不灭的“诗魂年年放歌”的“天真与激情”，在外国文学界领军人物柳鸣九先生的书里，发现了“朴素的存在与真性的光芒”；在亦师亦友的翻译学者兼翻译家金圣华教授的书里，悟到了“少一分虚假的伟大，多一分真实的平凡”的重要性；在法国友人郁白大使的书里，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悲秋情怀”。正是在读书、思考与写作的漫长历程中，我知道了“求真”的艰难与意义，也知道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更坚定了自己继续前行的决心：探索无止境，永远在路上。心在，文才有生命。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