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元帅

统观全局

1950年10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起初争论很激烈。彭德怀认为，美国从朝鲜、台湾方向威胁我国，随时可以找借口发动战争，向它让步是不行的。他坚决主张出兵，提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的重要建议。这对党中央统一思想、决心出兵朝鲜起到很大作用。

入朝后第一、二次战役，志愿军取得重大胜利。在国内欢庆胜利的气氛中，彭德怀保持清醒，向毛泽东提出朝鲜战争可能长期化的判断。

第三次战役发起后，志愿军虽进抵三七线，但未能大量歼敌，因战线拉长，部队供应反而更为困难。同时，“联合国军”因防线收缩，兵力更为集中，很有可能利用中朝军队“进攻顶点”而发起反击。

面对苏联驻朝大使要求我军乘胜追击，解放全朝鲜的要求，彭德怀断然拒绝，命令志愿军停止进攻。后来的事实证明，彭德怀的判断完全正确。

诱敌就范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陕北发起重点进攻。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利用胡宗南急于寻求我主力决战的心理，以少部兵力调动敌人在黄土高原上进行“武装大游行”，我军主力则寻歼分散孤立之敌，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这种战法被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蘑菇战术”。

1948年2月的宜川战役，彭德怀针对胡宗南“爱面子”“好大喜功”的特点，“攻其必救”又“围城打援”，即包围宜川并在援敌必经之地设伏。胡宗南果然命令其主力两个师前往救援，结果在瓦子街陷入我军包围，3万余人被我军一举歼灭。

1950年11月，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针对麦克阿瑟狂妄自大的心理，决定以“诱敌深入”战法展开第二次战役。他认为，敌主力未被我军击破，对我军力量没有正确估计，又迷信其空军威力，更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都成为我军诱敌深入的有利条件。因此，他命令志愿军各部全线后撤，并故意示弱于敌，诱使“联合国军”分兵冒进，尔后指挥我军以正面进攻与侧后迂回相结合，在东西两线大举反击，一举将战线打回到三八线，迫使敌人吞下“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险中求胜

1927年5月，彭德怀率湘军一个营进攻驻防长江边的川军杨森部。当时恰逢长江涨水，彭德怀经过仔细观察，认为“趁大水渡江强攻，出敌不意，看来危险，其实不危险”。他指挥部队趁黄昏时于江面最宽处实施强渡，结果敌军果然毫无防备，一战即溃。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沿阵地。徐肖冰摄

1947年8月的沙家店战役，蒋介石亲自指挥，以整编第36师从榆林出发南下，胡宗南主力9个整编旅北上，企图南北对进聚歼我军或迫使我军东渡黄河。此役战场形势凶险，两路敌军相距不过几十里，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敌军，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彭德怀却认为，敌军尚未判明我军确切位置，而整编第36师狂妄冒进，我军可趁两路敌军未会合，以伏击战法歼灭突出之敌。

据此，我军在敌必经之地沙家店设伏，歼灭整编第36师6000余人，一举扭转西北战局。毛泽东称赞，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短短一天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临机决断

1948年四五月间的西府战役，我军夺取敌后勤基地宝鸡后，由于对敌军回援速度和兵力规模判断失误，陷入敌重兵包围。彭德怀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转移，集中一支部队就撤退一支，并亲自在电台旁守候，确保指挥通畅。最终，我军经连续苦战，成功摆脱敌人。此役，我军虽遭受较大损失，但由于彭德怀临机应变，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厄运。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也被称为“遭遇与反突击战役”。志愿军入朝时，由于敌人分兵突进速度很快，我军已无可能先敌到达预定防御地区，原定的战略防御设想无法实现。彭德怀临机决断，向毛泽东建议改守为攻，以运动战歼灭敌人。

毛泽东指示：“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六七八等三个师。”彭德怀提出：“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人之一个团和两个团。”毛泽东随即复电同意。

10月25日，志愿军在两水洞与南朝鲜军遭遇，歼灭敌一个加强营，拉开了第一次战役的序幕。

赏罚严明

1948年5月西府战役失利后，彭德怀在战役总结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随后，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第4纵队，怒斥其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这次会议，对加强西北野战军的作风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受到严厉批评的第4纵队吸取教训，在此后的扶眉战役中立下大功。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第38军对敌情判断失误，未能到达指定位置，致使熙川之敌逃脱。战役总结会上，第38军军长梁兴初受到彭德怀的严厉批评。

第二次战役开始后，彭德怀仍然把穿插敌后的关键任务交给第38军。第38军从上到下都憋着一口气，决心以实际行动“洗清一次战役作战不力的耻辱”。第113师一昼夜穿插140余里，在三所里、龙源里卡住美军后撤道路，为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亲自起草嘉奖令，更在文末特意加上“三十八军万岁”。从此，第38军被誉为“万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