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委员、中国商飞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贺东风在讨论中发言。

市委委员、上海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征在讨论中发言。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钮怿 钱蓓

求索一年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的重点调研课题成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在昨天召开的十届上海市委八次全会上予以专题审议讨论。这一被政府、企业、科研院所、投资人乃至“草根”创业者普遍期待的文件，用22条清晰地阐述了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要求，以及极富含金量的创新机制、配套政策。

去年5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要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这一被视为可以重构城市发展动力、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的要求，在此后一年间成为上海各界共同求索的命题。昨天，共识再度凝聚的同时，以实干为特质的上海干部在审议时，已经开始思考并求解推进落实《意见》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的瓶颈。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开放”与“放开”这对词语，高频出现在了会场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显然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也必须直面的课题。

“开放”的思维直面“放开”的纠结

自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上海确立以来，“开放”与“放开”就是这座城市用于自省的一对标志性词语。

去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习讨论会”上，市委书记韩正直言：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他还把“开放、开放、再开放”和“紧紧依靠市场力量”视为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方式方法。从昨天的市委全会会场上可以发现，这一思路显然已经成为上海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

正在攻坚“大飞机”项目的市委委员、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贺东风对于“开放的环境”尤为敏感。他说，商飞从全球吸引了很多海外专家，有一部分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我们需要更加包容融合大气和谐的环境”。他还坦言，“马云走到今天，方向不是他最初定的”,政府要引导统筹发展方向，但在具体领域上必须放手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能把关注点放在具体项目上。年轻人代表未来，创客们的想法是政府想不到的，政府把集聚创意的地方提供给大家，就是最好的支持。”

被第三方打车软件管理难题推到“聚光灯”下的市委委员、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正努力用“开放”的思维来直面“放开”过程中的纠结。他说，对于新技术新模式，产业部门应当主动拥抱它们，不能急于用传统思维和老办法简单地进行遏制性管理。目前，交通委正努力撮合第三方打车软件公司和传统出租车企业共建平台，求解当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顶灯转换、身份识别等问题，“下一步，对于司机、车辆和平台的管理，建议从法律障碍的研究入手，让‘野蛮生长’起来的新模式得到科学的管理和服务。”

核心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阐述“开放”与“放开”的价值，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韩正书记不止一次表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是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把阻断的创新链接续起来，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突破产学研用结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上海即将推出的“22条意见”不乏制度创新，相当一部分需要在国家的支持下“先行先试”。

市委委员、浦发银行董事长吉晓辉对于“支持商业银行设立全资控股的投资管理公司，与银行形成投贷利益共同体”被写入《意见》表示高度关注。他说，投贷联动是对硅谷银行模式的有效借鉴，它能够通过利益与风险的对冲，覆盖各种金融机构在参与创业创新过程各个环节的风险。“看得准的企业大家抢着给钱，前路还看不清的企业就没人敢放资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只有通过制度突破，把创新链和资金链链接起来，这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很重要的一环。‘22条’能够把‘投贷联动’写进去，体现了上海全力突围体制机制障碍的决心。”

事实上，对于上海市委此次通过“22条”表达“开放”与“放开”的决心，国资国企的热情远比外界预料得更高。尤其是“22条”对于国资创投管理机制创新的鼓励、对于国企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的改革，令很多来自企业的与会者产生了“放手干”的决心和勇气。

市委委员、闵行区委书记赵奇用看起来美味、吃起来困难的河豚鱼来形容国资参与创投遭遇的困境，“如果国资不能对市场敏感，它们做创投就没意义了。”

“资金一定是跟着效率走的，国资参与创投的机制和考核必须要有突破。”市委委员、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坚坦言，样品不少、产品不够、商品更少——解决科研成果难以产业化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要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推动人财物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放开”的政府不能“放下”什么？

政府要学会放手，但放手不等于撒手。自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深刻阐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来，上海各级干部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中反复学习领会。在昨天的审议讨论中，来自政府的与会者对于政府在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中的角色，思量颇深。

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是政府不能放下的重要责任。赵奇说，拉长公共服务链，扩大创业公共服务空间是政府应当做的一件事，“起点创业营在闵行有大约六七千平方米的空间，作为社会力量运作的孵化器，它只能拿出一两百平方米来设置公共空间；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租用等方式来提供低成本的创新创业公共服务空间，集聚中介服务集群。”

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是政府需要投入精力和金钱的领域。与会者清醒地认识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目前多停留在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上，仍缺少核心技术和内容上的突破。市委委员、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陈克宏提出，“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应当包含四个要素，除了通讯网络之外，还有计算技术、存储技术和采集技术，“企业通常只关注商业模式和业态，政府应当在这些创新创业的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上投入更多的关注。”

做什么，不做什么——各级干部对于政府角色日益清晰的思考和抉择，预示着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一个更好的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正在进一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