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0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9月已刊发35篇，10月将刊发11篇。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假日里，让我们一起回温“明朝第一流人物”王阳明。今刊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郭齐勇（文汇讲堂第113-2期嘉宾）的《儒者的智慧》。该书是作者于2015年11月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二届“新亚儒学讲座”演讲为主汇集而成。作为蔡元培、罗庸、嵇文甫、赵朴初等构成的“大家小书”的新成员，该书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个人、社会，对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的意义。本次摘录的“王阳明与《传习录》”更有现实意义，读来让人萌生创新的潜能。
《儒者的智慧》，郭齐勇著，责编高立志 北京出版社2019年3月
【正文编摘】
不读《传习录》，你会缺什么？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故居寿山堂正门，悬挂着一块“真三不朽”的匾额。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今志士仁人追求的人格境界和人生目标。真三不朽，是后人称赞王阳明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21岁“亭前格竹”做圣贤失败， 经历“五溺”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举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阳明问私塾先生：“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反对把读书应科举，中进士做大官，当作学习的根本目的。幼年阳明要“读书学圣贤”，表达出非常不一般的志气。
阳明二十一岁时，发生了“亭前格竹”的故事。阳明自己是这样记述的：他的钱姓朋友去格亭前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到第三天就病了，他自己去格，七天也病了，于是叹惜圣贤是做不得的，没有大力量去格物。
做圣贤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青年时期的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工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工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按照同时代大儒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阳明在科举上算得上顺遂，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八岁成进士，中二甲第七名，但他始终认为“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 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佛老可以看出，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阳明先生家乡余姚的阳明先生纪念馆上有一个牌匾，其上写着“真三不朽”
37岁龙场悟道，超脱生死之念，悟出“格物致知”
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15岁即位）刚刚秉政，就亲信臭名昭著的刘瑾等八大宦官（八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杜塞言路，要求赦免戴、薄，流放弄权的宦官，也被捕入狱，廷杖四十，几乎死去，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当时贵州条件恶劣、道路艰险。地处偏远的龙场，更是险恶。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但在流放途中，自己就曾被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中的父亲也许会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他去体会，想要参透、超脱生死念头。
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即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这样的自我锻炼终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正德三年（1508，三月到达龙场，前一年初春离京），阳明三十七岁。他在龙场意识到自己仍没有超脱生死之念后，感到愕然，于是在屋后建了一个石墩，日夜端坐其中，参悟死之要义，寻求心之静一，以求破生死之惑。
一天夜里，他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地欢呼雀跃起来，感觉云开雾散，豁然开朗，不觉手舞足蹈！他终于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
格物致知是为圣作贤的工夫基础，天理就在人人本来就有的天性当中，求天理就只应不断发明自己从天那里得来的理，而无需向外追寻。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错了！
这样一来，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工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人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做“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阳明在贵州龙场只待了两年（连同路途可说前后三年，三年谪居，正德四年年底期满，次年三月到江西庐陵任知县），但这在阳明心学创立过程中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悟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心即理”；二是悟了“知行合一”。这两点构成了阳明良知学的主要内容。
修文阳明文化园
马上英雄，一生三征，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
阳明是书生，同时又是马上之英雄，领兵打仗的统帅。真正的儒家都是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两方面同时并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叫做“三征”，即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
征南赣发生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到十三年（1518年）。阳明以大无畏力，平定江西、福建、广东、湖南一带的匪乱。他设立了“十家牌法”，就是将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结合起来，复兴人伦教化，稳定社会治安，保障当地民生。
征宁王，发生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是正德皇帝的叔叔。听到了宁王叛乱的消息，阳明当机立断，率兵攻下了朱宸濠的老巢。但反而遭到毁谤诬陷。不久，明世宗继位，任命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又加封阳明为新建伯，阳明两次力辞爵位，都没能如愿，但他回乡省亲的奏折则获得了批准。于是他回到了故乡，侍奉老父亲，并讲论学问。阳明此时激流隐退，体现出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表达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嘉靖七年（1528年），朝廷征召阳明平定思、田（前一年五月临危受命总督两广等军务并征讨），五十六岁的阳明抱着病体，踏上了征程，前往酷暑难耐、恶疫肆虐的南方。在平定了广西思恩、田州等地的叛乱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治安，施以教化。终日劳累诱发了他的肺病顽疾，这一年的十一月，完成使命的阳明在回京途中病情加重，又生痢疾腹泻。当阳明乘坐的一叶扁舟抵达江西南安（今大余县）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了。两三天后，当月廿九日（1529年1月9日），一代哲人卒于南安境内长江岸边泊的木船上。阳明终年57岁。死后，阳明被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属绍兴县兰亭乡）。
浙江省绍兴县兰亭乡的阳明墓
《传习录》历代文人必读，传至东亚、欧洲、北美
最能代表阳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传习录》。“传习”二字见于《论语》首篇记载的曾子语“传不习乎？”由阳明门人徐爱、陆澄、薛侃、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分为正文三卷、附录一卷。
《传习录》的影响非常大。从时间上来说，四百年过去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是常读常新；从空间范围上来讲，《传习录》传播到了日本、朝鲜、欧洲、北美。本书已经成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儒学的一把钥匙，更成为反照我们内在心灵的一面镜子，帮无数的人挺立起人生价值与信念。所以清代大学者王士祯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钱穆先生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书目时，开了七本书，分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
《传习录》是最能代表阳明思想成就的作品
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个字，学问大头脑
阳明一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讲学和社会教化为中心而展开的。他每到一处，恢复社学，招揽本地青年，大兴讲学之风。即使是在带兵打仗的过程中，也与自己的学生们讲学不辍，吸引了当地士子平民都来听，出现了观者如堵的盛况，听众像围墙一样，密不透风。 阳明在去世前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也就是说，“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良知”两个字出自《孟子》。所谓良知，就是指人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爱亲敬长就是良知的最初的自然体现。“致”字则出自《大学》“格物致知”。阳明创造性地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实现了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的融合为一。
首先，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他说：“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大家知道，性是天性，理是天理，心之本体是本心，也就是良知。三者之间是对等的关系，所以宇宙间最根本的秩序也就是“天理”，天对人的本质性规定也就是“天性”，以及人的道德本质和主宰也就是“本心”，三者就完全贯通起来了，本心或良知于是直接成为天理的具体表现和生发之源。
其次，阳明所讲的良知，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传习录》中有很多个地方都有体现。
“良知”两个字出自《孟子》
良知的概念贯通了体用两个方面。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因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也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的归复，以达到极致；二是以道德认知和判断为依据，加以实行。一方面，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挺立，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
致良知，只有按照良知指导而行才能称为致良知。所以必须将良知之所知贯彻落实到日常的道德践履中。正因为“良知”为知，“致”则有力行之义，所以阳明认为“致良知”，“即吾所谓知行合一”。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了，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
“致”字则出自《大学》“格物致知”
“阳明学”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解放思想
阳明学产生以后，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门弟子分化成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等，遍布中国十几个省。朝廷大臣、学者士大夫、贩夫走卒当中，都有阳明学的信徒。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实际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就是由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发展而来。蒋中正也喜欢阳明学，到台湾后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毛泽东青年时期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说没有阳明学的影响。
熊十力在“事上磨练”又加上“保任良知”，牟宗三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特别强调良知本体，直接继承了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
阳明学不止是中国文化的无尽宝藏，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推进了他们的近代历史进程。
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深受心学影响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对普通人、为政者均有启示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其实是由阳明学本身的特质决定的。阳明学本身就是自由活泼、积极主动的，极具创造性。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阳明学告诉我们，良知是心之本体，知行的本体。人是有良知的，人应该不断地发明良知、实践良知，振起人的精神生命。“致良知”是学问修养的灵魂与第一原则！他告诉了强调人性的光辉不仅要照亮我们自身，甚至还要照亮他人。人不应该向下沉沦，不能为物欲所遮蔽，不能陷入异化之中而否定自我的人性。这一点，可以唤醒现代人冷漠的、功利的、庸俗化的心灵，反抗当下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拯救当下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伦理危机。
例如，王阳明对自然万物，包括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等，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皆有内在价值，要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
第二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 “知”在这里指良知，阳明强调真知真行。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个道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阳明为官时的画像
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 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有借鉴意义。
学贵自得，事上磨练，推崇《大学》古本，强调“诚意”的重要，这些阳明学的内涵都需我们琢磨。
（李念编摘自王阳明与《传习录》原文1.6万字，大小标题另加）
【目录】
【作者简介】
郭齐勇，1947年生，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文史馆馆员。1993年始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及汤用彤国学奖。现仍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到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校讲学。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等。
【编辑感言】
王阳明，被清朝学者誉为“明朝第一流人物”，他学问和事功兼备，令人敬仰，力作《传习录》更是后代读书人必读之书。郭齐勇先生在香港的讲学，通俗易懂但又不失要害，尤其将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的当代意义阐释得非常清晰。不仅有学理梳理，也把这位明朝第一流人物拉近到我们的生活中了，再次激发“人人皆可为尧舜”之愿，也可谓一次儒学的平民化推广。（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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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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