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0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9月已刊发35篇，10月将刊发11篇。
这周都在读哲学，转来读读中外文学。今推送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陈众议（文汇讲堂第125期、136期嘉宾）主编的《乔叟学术史研究》。该书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的第三辑。本书从不计其数的乔叟研究资料中审慎选择最富代表性者，以时间为序细致梳理，并考量乔叟之世界性影响，系统呈现六百余年来乔叟研究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乔叟作为英语文学之父的地位的奠定与巩固，及其和英语文学传统形成与发展间的密切关系。
《乔叟学术史研究》主编陈众议，作者肖明翰，责编韩继坤，译林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定价88元
【主编总序选摘】
再现人心的艺术呈现——世界文学经典学术史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学是加法、并存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湮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清算解构风潮带来的学术碎片化、相对化、虚无化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 2004 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 20 世纪 60 至 90 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选本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历时和共时并用，梳理出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三辑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要“不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传承和丰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二为方针”。
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由二十二部学术史研究专著、二十二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辑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辑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第三辑涵盖陀思妥耶夫斯基、乔叟、简·奥斯丁、普鲁斯特、泰戈尔和希伯来《圣经》文学。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书目
经典“自我翻新”离不开体现时代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二元论绝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陈众议）
【正文选编】
乔叟来到中国100多年
*1913年，乔叟作品以改编过的寓言方式首发在《小说月报》
乔叟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已经有上百年历史。
1913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孙毓修在《小说月报》上开始撰写《欧美小说丛谈》一栏，开谈第二篇便介绍“孝素之名作”，紧随在第一篇《希腊拉丁三大奇书》之后。这也是国内目前已知的比较系统地介绍乔叟的最早文字。文中选译了“The fox repaid in his own coin”和“The men who went to kill Death”两个故事，明确指出其“与伊索寓言相似”。
《小说月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1916年至1925年间，林纾与陈家麟合作翻译了八篇《坎特伯雷故事》中的故事，刊登在《小说月报》第7卷第12号至第8卷第10号。林纾译笔生动，用的是文言文，但也有漏译误译，不过与孙毓修的介绍性翻译相比已有很大进步，故事大部分情节都有保留。
孙毓修和林纾的译文都不是译自乔叟的中古英语原文。1929 年，《乔氏坎城旅谈本事》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发行，原文就是克拉克的Tales from Chaucer。这是目前发现的英文版乔叟作品第一次单独成册在中国出版发行。葛传椝任此书校注者，在介绍中写道：“克拉克对乔叟的改写有如兰姆对莎士比亚的改写”。
*民国大学课堂均开设乔叟课程，文学史书籍肯定乔叟地位
在此期间，中国的大学也开始开设课程，讲授英国中世纪文学及乔叟。从1903 年京师大学堂开设“英国文学门”以来，英国文学或欧洲文学类课程或多或少都提到乔叟。1917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欧洲文学史”课程对“Chaucer”有明确阐述。1924至1925学年北京大学《英文学系科目说明书》列出“乔叟 Chaucer 及其时代之研究”课程，说明是“第三、四年生选修”。“Chaucer”在这里第一次被翻译成“乔叟”。可推想，时任英文系主任的胡适和教学主力陈源、温源宁、张韵海、徐志摩、林语堂等皆为可能人选。
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里提到一名在清华任教的美国人毕莲（A. M. Bille），她每逢给新生上课便背诵《坎特伯雷故事》的开头几段。台湾作家齐邦媛回忆，孙家诱先生在1945年任教武汉大学，在英国文学史课堂上曾念乔叟的中古英语原文。另外，胡适、杨业治、李赋宁、杨周翰等人在日记或回忆录里也都谈及他们在国外学习中世纪英语和乔叟的情况。当时学者对于乔叟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已有充分认识。这些书大都涉及乔叟的崇高文学地位，重点介绍的多是《坎特伯雷故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战乱中的中国学人没有忘记乔叟。1943 年到1944 年，方重教授翻译了《康妥波雷故事》的五个故事和巴斯妇人的“引言”，还为之写了介绍文章《乔叟和他的康妥波雷故事》；这些文字后来结集成册以《康特波雷故事》为书名于1946 年出版。
《康特波雷故事》乔叟著，方重译，云海出版社1964年发行
*李赋宁、杨周翰在新中国前30年依然高度肯定乔叟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和文学领域都学习和照搬苏联经验，乔叟被看作中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作品揭露了封建阶级的腐败。同时，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也有人认为，乔叟作品难读且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毫不相干，不符合新中国的国情。
这时期真正做乔叟研究的学者不多。1957年，李赋宁在新创刊的《西方语文》上发表文章《英国民族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指出“乔叟的作品流传极广，因此把伦敦方言的特点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同年，他还发表论文《乔叟诗中的形容词》上、下篇。1962 年，他的文章《乔叟的含蓄讽刺》在5月3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
1957年，杨周翰的《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也在《西方语文》上发表。文章评论方重对这两部作品的翻译，既肯定了方重的贡献，也对译文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1959年，由戴馏龄等人翻译的《英国文学史纲》出版，原作者是苏联人阿尼克斯特（A. Аникст）。书中第一章第三节“乔叟”用近20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乔叟生平和作品，指出：“乔叟是新兴资产阶级英国的第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他绝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剥削利益的思想家。他超越了中世纪思想的界限，是“真正的民族的作家”。“乔叟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摇篮，充满着希望和乐观主义”。1964年，杨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出版，书中提到乔叟，称他开始了英国资产阶级文学，乔叟的故事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因素，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朽败落。
*方重首次从中古英语翻成中文散文，1979年再版，是惟一的全译本
相对于学术评论，方重是这一时期翻译乔叟的重要学者。他在参考各种版本的基础上，首次将《坎特伯雷故事》全文从中古英语译成中文，于 1955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坎特伯雷故事集》。方译本基本上都用散文翻译，侧重表达作品的叙事内容。至于原作的诗格和韵律则用注释说明，也有很少一部分抒情诗用诗体译出。为了使乔叟作品更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方重将译文中一些词句“中国化”。方译本通俗贴切，与乔叟原文的诙谐调侃相一致，很好地表达了原文风格。
方译本在 198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印，添上了19页的《译本序》，并对正文做了一些修改，改为《坎特伯雷故事》。在《译本序》里，除充分肯定乔叟的艺术成就外，他也指出，乔叟“未能摆脱当时的宗教思想的束缚，……宣扬了消极容忍的人生哲学，……对于市民阶层的纵欲抱着欣赏的态度来讴歌爱情，反对禁欲主义。这些是我们所不能赞赏的地方”[1]。
1962 年，方重的《乔叟文集》上、下卷出版，译著根据的版本是F. N. 罗宾逊所编牛津大学版《乔叟作品全集》第二版（1957），并参考了其他版本。除乔叟的译作和科技论文《论星盘》外，该译本几乎包括诗人所有创作性作品。方重在《译者序》中称赞“乔叟担当起英国中世纪和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之间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此部译著在1979 年重新印刷出版，迄今仍是中国唯一的乔叟作品全译本。
《乔叟文集》（上下卷），译者方重，上海译林出版社1979年9月版
*1990年代后至今，对作品内涵出现多元化探索，“乔叟性”显现
在这时期，尤其是在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选读等各类书籍数量不少于两百种。李赋宁先生仍是这时期大力推动中国乔叟研究的学者。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1993年版）写的“乔叟”词条里，李先生总结道：乔叟视野广阔，观察深刻，善于写人普通、共同的特点，因此他的作品能长期吸引读者。他的艺术是现实主义艺术，“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乔叟的继承人和弟子”。此外，何其莘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中的“乔叟”一章中认为，对于乔叟，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寓教于乐。他还指出，乔叟作品表现出独特的英国色彩，表明新的英国本土文学正在崛起。
这段时间，中国学者研究乔叟的专著也开始出现。 1990 年，鲍屡平的《乔叟诗篇研究》出版，是中国出版的关于乔叟最早的著作之一。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引入乔叟研究中，其中运用得最多的是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理论。1999 年，刘迺银的专著《巴赫金的理论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出版，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狂欢、杂语性等小说理论分析《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总引》和市井故事。其他研究有从文化诗学相关理论角度出发，从作品中所蕴含的复调性、狂欢化、互文性等多层面的对话入手，乔叟的女性人物也受到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同时，中国学者对于乔叟作为宫廷诗人的身份特别感兴趣，将之与知识分子论、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等话题联系起来讨论。
总体介绍和诠释乔叟其人、其作品思想风格的书籍开始出现。2005年，肖明翰教授的《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出版，2009年，肖明翰教授的《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上、下册出版，针对乔叟这样一个“中世纪英语文学集大成者和英语文学新发展最重要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书中单列一章，还具体阐释了乔叟对英语语言和英诗诗艺的贡献、乔叟与中世纪后期欧洲悲剧精神的复苏的关系，使读者对乔叟有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
乔叟在中国的研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研究方法也渐与国际接轨，中国学者对乔叟的多种阐释无疑丰富了对乔叟的认知，可以想象的是，“乔叟性”也会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凸显出来。
（李念选编于《乔叟在中国》，作者为张炼，原文1.2万字，大小标题为另加）
【目录】
【主编简介】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89年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文艺学。著有《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作品”）、《拉美当代小说流派》（青年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子课题）、《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堂吉诃德的长矛》《游心集》《亲爱的母语》等十余部作品，并参与了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20世纪外国文学史》。
【作者简介】
肖明翰，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学会理事。1989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英国中世纪文学、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比较文学和美国南方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承担了三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与数项省部级课题；著有《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威廉·福克纳研究》《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等。
《乔叟学术史研究》作者肖明翰
【编辑感言】
正如本书主编对文学经典的定义——无数“这一个”之和，通过对乔叟这位英国文学之父600年研究的梳理，我们能很好地领略英国文学批评史，也能感受到乔叟在中国的接受史，尤其中间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作为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共同老师，处于中古时代的乔叟是一所富矿，也是百科全书，让我们了解文学之外的林林总总。以世界文学经典眼光来反观中国自己的传统，就更清楚该如何珍惜。这就是领略“乔叟性”带来的益处之一。（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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