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文汇报记者 赵征南

 

视频拍摄：文汇报记者 叶松亭

 

视频剪辑：实习生 王卓

 

视频配音：张浩鑫

 

明清时期，台湾中央山脉及周边地区，本属世居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域，官方未曾治理，汉人势力不及，台湾少数民族始终保持着古朴的生活习惯。但日本侵略者到来之后，宁静被打破，噩梦随之降临。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少数民族不得不举起了反压迫、反奴役的抗日大旗。据统计，1896年至1930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先后发动了150余次武装抗日行动，雾社起义为其中最为惨烈的之一。1930年10月27日，雾社赛德克族领袖莫那·鲁道带领族人，联合周边5部落共1200多名勇士，利用当地举行运动会之机，进行武装起义，杀死134名包括日本军警在内的日本人。日本殖民当局恼羞成怒，调动4000多名军警和部队前往镇压，对总人口仅2000人的雾社地区进行扫荡，并采取“以夷制夷”、“首级换赏金”的方式，残酷镇压起义部队。

 

日军调动大量先进的飞机、大炮进行轰炸；同时，还堂而皇之地违反国际法，首次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毒气弹。弹尽粮绝之际，莫那·鲁道拔枪自杀，大量勇士和妇孺集体自缢。

 

“他知道，那是一场必死无疑的斗争，可他对日本人的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由于日寇的残暴统治，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雾社’一词成为全族的禁忌。”如今，面对记者，赛德克后人、莫那·鲁道的曾外孙女马红·巴丸向世人控诉这段血泪史。

 

 

 

（资料图，中间站立着便是莫那·鲁道）

 

日本人来了 岁时祭仪没了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澈的北港溪穿流而过。越过河川之上的清流桥，恬静的清流部落映入眼帘：无瑕的蓝天，纯净的绿草，慵懒的黄狗，再加上乡亲热情爽朗的微笑，如同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初入部落，丝毫感受不到部落的历史沧桑，悲情、委屈或怨恨似乎从未存在，直到遇到了莫那·鲁道的后人，直到听闻了悲惨而又坚强的“余生”。

 

“先辈的故乡原本在浊水溪，那是一片世外桃源。”马红·巴丸说，“但80多年前因日本侵略带来的一场浩劫让我们赛德克人几乎灭族，‘余生’背井离乡，民族文化被摧毁殆尽。”

 

“社”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雾社，位于台湾中部的一片高台地上。由于此地山峦叠起，群峰环绕，时有山风雾气，故此得名。

 

数百年来，雾社的赛德克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耕种着旱稻、小米、地瓜、芋头；追随着猎物的足迹，狩猎换取现金；供奉着族人的祖灵。

 

“我们遵从着固定的生活习惯，开春二月种小米；年底11月打山猪肉。”马红·巴丸说，“但日本人不管这些。他们自以为优人一等，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看做‘蕃人’，甚至‘牛马’，强行改变着我们的‘岁时祭仪’。”

 

为了对付台湾少数民族，日本殖民当局可谓煞费苦心，先是采取了设置隘勇、地雷、电网等措施，继而又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进行“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逐步将势力深入台湾少数民族居住腹地，此时他们又在少数民族生活地区推广威抚并用的“理蕃计划”。

 

雾社地处交通咽喉，被日本殖民当局当作控制中央山脉的前进基地。这里后来变成了“山地模范社区”，日本人在此设立学校、邮局、警察局、旅馆、医疗机构等；此外还推出“和蕃”政策，鼓励日籍警察和所在部落头目女儿或姐妹结婚，以达到拉拢之目的。

 

这算是日本人做的好事吗？“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所做的事情不是为我们，而是为他们侵略所用。”马红·巴丸逐一列出了“理蕃”的罪状，“就开设学校而言，日本人将当地的少数民族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使他们接受奴化教育，并将其中优秀者送入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这些青年当教师和巡察，培养台湾少数民族精英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反过来控制台湾少数民族；警察局，名为治安，不过是监管各部落的工具，还意图解构部落政治。还有臭名昭著的‘和蕃’，日本警察常有始乱终弃的情形，莫那·鲁道的妹妹即遭此不幸，他们甚至将少数民族妇女骗到日本沦为妓女。”

 

何况，“和蕃”只不过是侵略者身上披着的“羊皮”，“征服”、“掠夺”、“压迫”才是他们的真意。为了实现“优质文化”的“统一”，日本殖民者大修神社，不准赛德克人祭拜自己所信仰的祖灵；他们以“破除旧习”、“生产发展”、“卫生改善”为名，押收赛德克人的枪械，阻挠其狩猎习俗。

 

有时稍不留神，他们便会撕去“文明统治”的外衣。赛德克人由于信奉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森林视作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日本人眼红部落周边的桧木，在雾社一带大兴土木准备充分开发山林资源。他们强迫族人在岁时祭仪期间砍树，使其农耕活动及狩猎活动受到影响，岁时祭仪根本无法运作。“每人要交一根木头，女人生完孩子一星期后就要参加劳动。警察克扣工资，甚至强迫我们无偿劳动，‘心情不好’时，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马红·巴丸说，“赛德克族的主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约束和破坏，生活上的摩擦和冲突频生，反抗的种子就此埋下。”

 

忍无可忍 被逼起义

 

面对侵略者的皮鞭和枪口，不少赛德克年轻人心中的愤恨已到了极点，他们纷纷提出武装起义的想法。不过，作为族群带头人，莫那·鲁道心中充满矛盾。

 

莫那·鲁道，1882年在仁爱乡马赫坡社出生，在家中排行老二。他天资聪慧，魁梧勇猛，深受族老的爱护和照顾，当时马赫坡社头目铁木·罗勃对他视同己出，将传统规范、为人处世、攻略防卫等经验，均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莫那·鲁道慷慨大方，又有勇有谋。年纪轻轻便随同族人迎击纷争，获得敌人头目首级而名声大噪，因此深受本部落及赛德克族群各部落的敬重，很快就非世袭地被族人推举为新头目。

 

雾社赛德克族人骁勇善战，具有光荣的抗日传统。沙布·比互和比互·瓦利斯两位堂兄弟，年轻时家人被日本人杀害，后来两人因故被罚劳役，又遭受日警鞭打，抗日信念愈加坚定，他们常常游走于各部落之间，秘密策动起义。

 

莫那·鲁道对日本人的残暴无理也早有怨恨，但站在部落首领的角度上，他对起义一事还是疑虑重重。

 

日本殖民者为了稳固其统治，经常安排台湾少数民族“势力者”赴日“观光”武器部队，莫那·鲁道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第一次瞧见外部世界的莫那·鲁道内心被重重地击了一拳。“他回来就对族人说，日本军队比森林的树叶还要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要多，抵抗他们，对赛德克族而言无异于以卵击石，很可能铸成一场灾难。”马红·巴丸说。

 

可该来的，总是会来。

 

1930年10月7日，马赫坡社办理婚宴，恰巧两名日本警察路过。按照赛德克人的礼仪，莫那·鲁道的长子达德·莫那上前拥抱日警，热情邀约。不料，对方嫌弃其手上沾着的动物鲜血弄脏了衣服，一把将达德·莫那推开，还用手杖打他，达德·莫那也动手还击。莫那·鲁道劝开双方后，带着粟酒二度前往警察局登门致歉，可日警不为谅解，并宣称近日会将此事上报，给莫那一家最严厉的处罚。

 

恐怖的阴云笼罩在雾社上空。莫那·鲁道和他的族人当时觉得日本军警很可能借此机会对部落平日“不合作”态度进行惩罚，事情不会有什么转机，就决定先下手为强。

 

起义时间选择了10月27日——“神社祭日”，当天将举办运动会，雾社所有日本人都会聚集到公学校运动场内。这些日本人为了与汉人、少数民族区分，都会身穿和服。前一天晚上，他召集族人下达起义命令：消灭所有身穿和服的人，并严令保密防范内奸。莫那·鲁道决定兵分三路：一组由次子巴沙欧·莫那率领，攻击各地警局，随后前往埔里地区阻击背后花莲增援之敌；另一组由长子达德·莫那率领，攻击雾社公学校运动场；中老年组由莫那·鲁道率领，攻击警察分局仓库、日本机构和宿舍。

 

莫那·鲁道在周围各社也颇有威望。下决心起义之后，就秘密进行联络，勃瓦岑、谷恩、杜罗杜夫、杜鲁湾、斯固等5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莫那·鲁道的起义决定。

 

27日上午，莫那·鲁道率领6个部落的族人，率先对警察系统发动袭击并焚毁、切断所有对外交通及通讯设备，获得180支枪及23037发子弹。8时许，运动场正举行升旗仪式，达德·莫那一枪击毙站在最前面的日本地方长官，起义军蜂拥而入，杀死包括日本军警在内的134名日本人。

 

事件发生后，日本殖民当局立刻紧急调派台中州、台南州、台北州、花莲港厅的驻军向埔里、雾社前进，进攻起义部队。莫那·鲁道不敢恋战，指挥大家撤退回部落中，欲与日军持久抗争。

 

此时，起义军的抵抗分成“马赫坡”和“塔洛湾”两条战线，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负责，塔洛湾则由谷恩社头目塔达欧·诺干率领。

 

10月31日，日军发动“军警部队协同总攻击”，先以山炮对塔洛湾方向予以炮击，随后出动地面精锐部队。台湾少数民族的英勇抗战让日军遭受重创，不过自身也付出极大的代价，塔洛湾线宣告失手，塔达欧·诺干也被炸身亡。抗日主力退到马赫坡社，其余散在各溪溪谷。11月2日，马赫坡线也失守，剩余起义军全部退入山林之中。

 

弹尽粮绝后集体自尽

 

“游击战是台湾少数民族擅长的，地形熟悉，且山林中存有足够部落1年使用的余粮。”马红·巴丸说，“不过，没想到，日军的残忍还是超出了起义军的预想。”

 

起初，借助有利的地形，日军无论使用山炮、榴弹炮、曲射炮还是机关枪，都无法撕开台湾少数民族的防线，日军台南大队在马赫坡社东南方高地附近，死伤惨重，遂请求后方支援。日本殖民当局增派部队，并以飞机投掷从日本国内调运而来，违反国际法的“特种炸药”——“糜烂性毒气弹”，对躲藏在密林中的抗日台湾少数民族进行攻击。

 

“当时一般会来两拨飞机，一拨先侦查，找寻挂有部落旗帜的区域；后一波扔下毒瓦斯弹。虽然由于风力、风向的原因，溪谷中的毒气容易扩散，但很多族人还是出现了头晕等中毒的症状，再加上粮仓在轰炸中被摧毁殆尽。不得已，起义军退入山林更深处，借助悬崖峭壁在岩窟中和日军抗争。”

 

日军在无可奈何之际，又想出一招阴险的毒计——以夷制夷。他们不光空投6000份传单，分离瓦解台湾少数民族归降；同时，他们还拼凑了一支“味方蕃”部队。这支部队的主力是台湾少数民族，包括与马赫坡社有仇怨的部落以及未参与起义的部落。被迫投入日本阵营的台湾少数民族，必须服从日本军警的“战地赦令”：违命者、临阵脱逃者，或严刑拷打，或就地枪决；而对建有“战功者”进行奖赏。

 

何为“味方蕃”的“战功”？根据当时“论功行赏”的标准：取得“头目”或者“势力者”首级，每个赏金200元；“蕃丁”首级每个100元；“蕃妇”首级每个30元；“幼儿”首级每个赏金20元。

 

在此威逼利诱之下，“味方蕃”只得任日军摆布。

 

有了被称为“亲日蕃”的台湾少数民族参战，起义军熟悉地形的优势荡然无存，他们的处境越发艰难。莫那·鲁道的小儿子瓦利斯·莫那在轰炸中，被炸断腿后身亡。次子巴沙欧·莫那被击穿下颚后伤口严重感染，为不拖部队后腿，央求伙伴们尽快结束自己的性命，伙伴们无人忍心下手，最后竟是自己的至亲大哥帮助他完成心愿。在不断的战斗中，勇士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只能捡拾地瓜、南瓜、芋头为食。为了节省粮食，也为了让丈夫作战中没有后顾之忧，部落的很多妇女勇敢地选择依照祖训，带着孩子，在巨木下上吊自杀。从当时日本人所拍摄的照片上，一棵巨木吊了很多具尸体，以至于树枝都弯曲下垂。

 

莫那·鲁道眼见大势已去，要求家人不得投降，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根据祖训，或战死、或自杀，绝对不能被敌方活捉后斩首。他将达德·莫那叫到自己身边，让其最后一个自杀。交代完毕，莫那·鲁道走进深山，而后拔枪自尽。他的八个子女中，除了大女儿马红·莫那上吊后被人救起之外，其余全都身亡。12月8日，达德·莫那和最后的勇士一起上吊自尽。

 

就这样，起义发动43天后，战役走向终结，6部落人口锐减一半以上，死亡644人，其中女性就有312人，大多是上吊自缢。

 

不过，对马红·莫那而言，灾难仍在继续。

 

起义失败后，剩余561名抗日遗族被拘捕，关在名为“收容所”的集中营里。族人们每日生活在夫离子散的悲痛中，病死、饿死或自杀者不断出现。日本人对这些人进行严密监控，并威逼利诱，以求获取抗日“漏网”名单。

 

1931年4月25日，他们再度利用族群裂隙，威胁怂恿道泽部落对“收容所”中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进行攻击，道泽“突击队”队员共提着101个首级，向日方邀功。“这被称作‘第二次雾社事件’，但我们不认可，这明显是日本人怂恿的一场屠杀。”马红·巴丸说。

 

经过持续的、“种族灭绝”般的杀戮，至1931年5月，6部落仅剩298名幸存者。日本人对他们依旧不放心，5月6日，将生还者强制迁往更为闭塞的“川中岛”。为了防止赛德克人将来返回家乡，日本人之后将雾社的土地分送给“亲日”的各个部落。至1937年，6部落仅剩230人，如此灭族之浩劫，可谓举世罕见。

 

川中岛延续历史记忆

 

 

 

（余生纪念碑）

 

雾社起义给予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巨大的打击，殖民者使用毒气的行径，遭到海峡两岸乃至世界范围的同声谴责。当时的“总督”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辞职。随后，日本逐渐调整台湾少数民族管理政策，加大“皇民化”的力度。当时，台湾设有“青年学校”、“特赦青年训练所”、“皇民炼成所”、“劳务奉公队”。马红·莫那的养女鲁比·马红，写名字还是最习惯使用日文，这便是奴化教育的“印迹”。

 

台湾少数民族天生具有充沛的体力和意志力，且善于丛林作战。利用这一点，日本殖民当局逼迫他们参加“高砂义勇队”，前往南洋战场，出生入死为“皇国圣战”效命。在日本人的煽动下，有33名川中岛生还者写下血书，加入义勇队，其中有12人战死。当初抗日先驱宁为玉碎，他们的后代却沦为替“皇军”卖命，令人不胜唏嘘。

 

台湾光复后，日治时期的川中岛，改名清流部落。经历了多年风雨的洗礼，族人性格被磨砺得如同环绕部落的清清流水，清澈而坚韧。现在，清流部落的人将自己称为“余生”。

 

对“余生”而言，两次事件，除造成赛德克族人数急剧减少外，伤害深及族人心底，使得清流部落遗族的心灵长期笼罩在恐慌的阴影当中，对童年成长、却不堪回首的故乡逐渐遗忘，绝口不提“雾社事件”。作为“余生”的一员，马红·莫那常年忍受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和孩子等亲人离去的孤独，还曾再次试图自杀。她常说：“走了多好，一了百了。死而复生，情何以堪。”

 

莫那·鲁道的曾外孙莫那·巴丸认为，“余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血泪史，即便在族群内部，也有怨恨和猜忌。最主要的，在日本的摧残下，族群文化出现断层，他们失去了族人间赖以互信的纹面印记、岁时祭仪和祖灵信仰，成为失去灵魂、没有影子的游移者。

 

“我时常想，为何我们的先辈宁可一死，也不愿屈辱地活着，或许，这就是对日本文化的反抗。文化没了，这个民族还能剩下什么？因此，仅存的历史记忆一定要守住。这是我们这些喝着马红·莫那口水长大的孩子们的责任。”马红·巴丸说，如今，她正为此不断努力。

 

1953年，台湾当局在雾社建立“雾社抗日纪念碑”。每年10月27日，南投县政府都会在碑下举行活动，追悼雾社事件中抗日志士的英灵。过去，每年此日，清流部落的老人都会前去，送上赛德克歌谣《缅怀歌》：“所有的先祖们/我们来祭拜你们/来到你们的面前/你们今天的日子/那么的不幸/你们的经历/独留下我/当初该如何做/我应该跟随着……”

 

但会唱的健在老人越来越少，怎么办？

 

“受皇民化的摧残，现在会唱赛德克追思歌曲的老人只有8人，年轻人都不会。我打算今年换个形式，让部落的孩子、外地的媳妇以及嫁出去的女孩子都回来参加。现在，我正准备将歌谣数字化，这样，即便老人去世，我们的文化也可以得到传承。”马红·巴丸说，“将来无论走到哪里，赛德克人永远都要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我们先贤的抗日壮举有多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