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刚毕业的大学生李文星被人发现死于天津静海区一处偏僻的水坑里。 8月6日，李文星被诱骗进入静海传销组织的经过基本查明，5名涉案人员被刑拘。

 

当天，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赵飞代表市委市政府在静海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开展打击取缔非法传销的专项行动，他要求决战20天，彻底清除全市非法传销活动，“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

 

据天津政务网消息，截至6日上午11时，该市共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排查村街社区418个，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传销人员63名。

 

下午5点，静海区大口子门村村民李成看到，长期租住在自家斜对面的二十几名“传销人员”从屋子里冲了出来，拖着行李箱子“迅速撤离了”。

 

 

 

传销窝点。

 

“打不走，骂不走，劝不走”

 

那扇暗红色的铁门后已经人去屋空。大口子门村村民李丽推门进去，第一次看清楚这些人的居住环境——

 

进屋大门上张贴着一张每天的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半起床，6点半开课，中午11点摆桌，中午两点起床，下午6点开课，晚上7点半摆桌，晚上9点铺床，晚上9点半睡觉。

 

几床又破又旧的被子叠放在一起，四条发黑的毛巾挂在厕所一根绳子上，十几本课堂笔记和日记散乱地扔在地上，“日记”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如何约人”、“如何做线人”。

 

李丽回忆，这里之前住着20几个人，每天白天一大早离开平房，直到夜晚10点多才回来，平时大门紧闭，很少与外界交流。

 

大口子门村位于天津静海区静海镇，村子在104国道主干线旁，离静海中心城区四公里左右，整个村子都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外围是大片玉米地和小树林，村民告诉澎湃新闻，多个疑似传销人员的窝点寄居在村中。

 

在这间平房转了一圈后，李丽看到一辆白色的三菱车从村口开了进来，她神色慌张，加快脚步往外走，嘴里念叨着：“他们（传销人员）带人回来了，快走快走。”

 

8月6日，静海区组织开展打击传销“凌晨行动”，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63名传销人员。此外，凡举报传销组织及藏匿的传销窝点，经查实摧毁的，一次性奖励2万元。

 

夜里，大口子门村只有零星几点灯光，偶尔有村民在村子里遛弯，这几天，年轻的“外来人”少了。

 

村民说，十几年前，来村子里干传销的都是“十四五岁的”，而近几年，以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居多。

 

两年前，李成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两百人“呜呜呜上街”，直到有一次堵住了村里的公路，车辆过不去，有人打了“110”，警察来了，“断水断电，这些人才躲了起来。”

 

8月6日凌晨，静海全区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以乡镇为单位，集中所在地派出所和相关力量，做到村不落户、户不落人，全面清查传销人员。

 

距离大口子门村大约4公里外的上三里村，路口新增了一个治安亭。夜里11点，村民大鹏坐在村里的公路边抽烟，“（好多人）早都跑了”，他手比划着说。

 

上三里村的村民张明海也有些担心，这些人“打不走，骂不走，更劝不走”，过去他经常见到传销人员白天在地里上课培训，跟政府工作人员打游击。“警方一直也在清查传销人员，但是这些传销人员很多都是被洗脑过的，即使被解救出来，说不定哪天又跑回来了。”

 

 

 

传销窝点内的床铺。

 

 

 

墙角堆放的棉被。

 

村民与传销人员“和平共处”10几年

 

在李成的记忆中，十多年前，村里突然来了一批陌生的年轻人。这些外地人穿着破旧的衣服，灰头土脸，说自己是装修工人，要进村租房。

 

从那以后，村民们经常听到村外野地里传来鼓掌和喊口号的声音，大声唱着《水手》和《真心英雄》，经常见到他们在林地里训练，大喊“脱衣服”“站直了”等，声音严厉高亢。即使在冬天的时候，一群人光着脚“呼噜呼噜被赶着走。”

 

超市老板王远生常看到一些奇特的“景象”：几个穿着脏兮兮的人一起吃早点，或者扛着被子在街上结伴行走；闷热的夏天，一群人穿着秋冬季的厚衣服出来活动，“有时候来店里买饮料，用支付宝支付，都没钱，裤兜里也只能拿出十几块钱。”

 

直到有一年，李成遇到一对进村找孩子的父母，说通过孩子发来的定位找到了这里，才知道村里有“传销组织”。后来，警察也来了，李成看到这些年轻人光着脚到处乱跑乱躲。

 

据天津本地媒体《每日新报》2005年的报道，不完全统计，仅2005年上半年，天津工商部门先后取缔了20多个非法传销组织。公安机关驱散了近2000名传销人员。

 

静海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杨鑫经常会拉到疑似传销人员。在他的印象中，十多年来这里传销屡禁不止，传销窝点多，“他们住的地方很偏僻，住在村里废弃的房子，一般白天紧闭大门，在野外活动，直到深夜才带着被子回屋。”

 

拉的人多了，杨鑫也摸清了传销人员的“窝点”，上三里村，大口子门村，杨李院村，“都是黑灯瞎火的地方。”

 

《中国工商报》2015年1月报道称，2008年以来，天津静海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教育遣返参与传销人员3.5万人次。

 

大口子门村的村民说不清村里有多少外来传销人员，只是多年来经常看到有陌生的年轻人进进出出。多年下来，大家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但凡有陌生的年轻人进村，首先怀疑是不是“传销人员”。

 

多位村民称从来没有进去过这些传销“窝点”，只觉得这群人“神秘”，白天看不见人，昼伏夜出，平时不出门，也从来不跟村里人说话或打交道。

 

李丽偶尔见有一两个人从平房里钻出来，到附近的早市上拎着“一兜子馒头”和“一大堆贱菜”回来，感觉这些人过得“倍儿艰苦，吃都吃不饱。”

 

自从村里多了这些“外来人”，即使在白天，李丽也很少出门，她也很少让孩子出门活动，担心被这些人带走。但凡出门她一定把门锁上，“他们心眼儿多了，惹不起他们。”

 

前一段时间，村里修水管，管道必须通过这间屋子。李丽敲门一直不见回应，后来才知道，“必须得通过他们的头儿，有人打了个电话，头儿来了，看着是邻居他们才开门。”

 

在村民看来，这些人平日里不扰民，双方“互不干涉”，见到他们“以躲为主”。就这样，双方“和平共处”了十几年。

 

24岁的上海人闵林（化名）曾落入天津静海的一处传销窝点——某村庄院子里的两间房。闵林告诉澎湃新闻，房子“租给外人就五百块钱，但是传销组织去租就是高价，三千四百块钱一个月，所以当地人就不参加也不抵触”。

 

事实上，村民的心态复杂，在租房带来的收益外，他们更多是畏惧和无奈——十多年来，这些人打了就跑，跑了又卷土重来，村里人不敢管，“万一哪天被报复，自己的孩子被传销人员带走就麻烦了。”

 

在这种表面“和平”下，一间间简陋平房里的黑暗故事正在上演。闵林刚陷入传销窝点时想过集体反抗，但面对这么多陌生人，他不知道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也不敢起这个头。“眼神交流嘛，然后在他们身上比划‘110’，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对着我笑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我就再也没有试了，因为很怕有人告密，那样结果应该是很惨的。”

 

有时这些传销人员会躲警察的突击检查，把人带到村庄旁边的田地避风头，直到检查结束才能回去。有一次，闵林被带出去在山沟里整整待了20多个小时，凌晨三点多才回到那个被传销者称为“家”的窝点。

 

 

 

传销窝点内发现的传销笔记。

 

反传销人士：遣散“治标不治本”

 

前不久，超市老板王远生曾帮助过一个被传销人员控制的年轻人逃跑。当时，一个赤脚的年轻人在门口嗫嚅着向他求助，年轻人身后有三个年轻人一直紧盯着他。

 

王远生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年轻人被传销人员控制了。他暗地里让在店里卸货的货车师傅把这个孩子装走，并叮嘱他想办法联系年轻人的家人。

 

同样，只要有外地人乘车，张明海总会警觉起来，他会直接问对方是不是去做传销的。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外地人来这些偏远的地方，要么是来找孩子的，要么是被传销组织骗来的。

 

“传销人员不会独来独往”，杨鑫在静海当了二十多年的出租车司机，他坚信所有传销人员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睛，每当看到有外地年轻人搭乘出租车到静海的偏远村子，“基本上就是被传销组织骗到这里的。”

 

虽然“旁敲侧击”地提醒过那些第一次被带过来的年轻人，但杨鑫大多数时候选择做自己的生意。“人家做传销的坐车也给钱，规规矩矩，人家做人家的，跟咱们没关系。”

 

直到五天前，在静海天桥附近，一个20岁的男孩冲到他车前，后面跟着三个年轻人，男孩想去车站，另外三人阻拦他上车。杨鑫开门下车，说只要拿出对讲机一喊，“静海区好几十台车就会过来。”那三人害怕了，让男孩上了车，杨鑫把他送到了车站。

 

多年下来，杨鑫见到过替传销受害者家属“捞人”的生意。“捞人者”属于中间人，他会借助本地人的力量，收钱放人。喊好价，一万五，约在指定地点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但他也遇到过有父母从外地跑来接孩子，把钱交到传销人员手里，带走孩子没两天，孩子自己又跑回来了。“已经被洗脑了。”

 

做反传销十多年，据反传销人士李旭观察，从传统传销到网络传销，这种违法活动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愈来愈猖獗。

 

“现行法律规定，对参与传销的人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被洗脑了，执迷不悟，打不散赶不走。”在李旭看来，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比较高，处罚偏轻，取证困难，这个地方打击厉害，就从东跑到西，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仅仅遣散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