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参加过电影《春苗》的拍摄全过程。这部彩色影片刚放映时受到吹捧，“文革”结束后又遭点名批判。其实，原先由几位青年编剧创作的剧本，是要歌颂一个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赤脚医生”，但经过“四人帮”集团的插手篡改，气味大变，才成了为他们进行“路线斗争”制造舆论的工具。如今，《春苗》的编剧只剩下曹雷一人，导演也只剩我一个了。虽说往事如烟，但我在摄制组经历的日日夜夜，至今仍难以忘怀。    

作者梁廷铎（左）与夫人

在兰心大戏院试演话剧听取意见

1971年夏秋之交，我从设在奉贤的电影系统五七干校抽调上来，被安排到《赤脚医生》剧组工作。当时电影系统人员都在郊区下放劳动，原来的“海燕”“天马”两个电影制片厂已不复存在。我和一些同事所以能从五七干校出来，是因为当时江青有个指示，要清出一个厂子来，就是要重建一个上影厂。《赤脚医生》剧组的人员大多是从干校调上来的，领导班子、创作人员、导演和演员，以及炊事员、门卫，一应俱全，俨然像一个小制片厂。

《赤脚医生》原先是一部话剧，描写不脱产的农村卫生员（俗称“赤脚医生”）的先进事迹。剧本由几位青年编剧赵志强、杨时文、曹雷及王苏江集体创作，由鲁韧、颜碧丽和我组成导演组。鲁韧曾导演过农村片《李双双》和《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还获得过    1962年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在观众中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进入剧组的第一课，是全体到苏州西山参加“双抢”，回沪后才阅读和讨论剧本。最初的剧本中，塑造了思想先进的“赤脚医生”李红华和刚从大学毕业到农村来的医生方明，他们携手并肩，把毛主席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上。而人民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看不起“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又受到该院暗藏的反动医生钱济仁的蒙蔽，百般阻挠“赤脚医生”进行诊疗。最后，李红华和方明通过事实揭露了钱济仁的反动面目，杜文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受到大家的欢迎。

年轻时的曹雷

剧组的演职员也是人才济济，张瑞芳担任表演顾问，女主角李红华由曹雷饰演，青年医生方明由达式常饰演，其他演员有林彬、李玲君、冯奇、尤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演后，在兰心大戏院（当时叫上海艺术剧场）进行内部演出，请各界人士观看并提出意见。那时因文娱生活十分匮乏，所以许多人听到演出的消息后都想一睹为快，有些熟人也纷纷找门路代为购票。我印象中这部话剧只演过一场，因演出的目的是为了听取意见后改编电影剧本，因此演出结束后剧组就暂时解散了，只留下几位编剧和导演。编剧之一的王苏江因另有任务，调离剧组。    

再去“赤脚医生”发源地体验生活

随后，我们又背起行囊，从上海郊区到江苏的西山、东山，浙江的湖州、金华及江西等地再去体验生活，访问“赤脚医生”及贫下中农。川沙县江镇自然是我们的首选之地，因为《赤脚医生》的原型就是来自这里。那是    1965年，有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讲述了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青年医生黄珏祥和赤脚医生王桂珍为当地老百姓治病的先进事迹。毛主席看到文章后，于当年6月26日作出批示：“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中去。”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六·二六指示”。曹雷也是看到这篇调查报告后，提出了“赤脚医生”的选题。经领导批准，她和另两位青年编剧去当地体验生活，从而创作了话剧剧本。

我们几位导演是初次去川沙江镇。此时王桂珍已调往北京，当地百姓对她风里来雨里去上门看病送药的事迹赞不绝口。我们也目睹了卫生院医生黄珏祥与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彼此好像是自己家人一样。通过农村中的走访，我们对这一题材和人物有了更真切的体验。 在改编电影剧本时，最大的不同是最后一章写了文化大革命：“赤脚医生”李红华给杜文杰贴了大字报，反动医生钱济仁被揪出后，杜文杰终于醒悟了。这也算是紧跟时代步伐了。

1975年春，《春苗》摄制组在上虞白马湖畔合影。第二排右四高保成、右五李秀明，第四排右四颜碧丽、右五张瑜，最后一排右五为作者

市委指令影片要突出“路线斗争”

电影剧本送审后，1973年11月，上海市委在友谊会堂（后改为上海展览中心）召集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当时对于新创作的剧本常采取“开门改本”的办法，广泛听取意见。这次请来的有上海近郊的赤脚医生、医务工作者，还有专业和业余的创作人员。与会者对剧本的主题和塑造的人物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当时群众普遍反映没有新电影可看，建议剧本只要做些小的修改即可投入拍摄。听着大家的发言，我们很乐观，估计剧本可以通过了。没有想到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在作总结性发言时，竟推翻了座谈会的主流意见。他说：仅在影片最后写到文化大革命，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不能把剧中的冲突集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后几年里充分展开？你们写的是一般的赤脚医生的成长过程，这不是我们要歌颂的。我们要歌颂的是路线觉悟非常高的英雄人物…… 徐景贤的发言就像一盆冷水，把大家的心都浇凉了。我们也想要跟上形势，结果还是不到位，原来的主题要彻底改变，剧本要做伤筋动骨的大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徐景贤又派秘书张家龙来指导，他说：你们的剧本像一碗鸡汤里面没有放盐。盐是什么？盐就是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该怎么写，确实难倒了创作组成员。于是大家绞尽脑汁反复修改，一直写到了第八稿，从剧名到内容都有较大改动。为了避免女主角与当时冒出来的一个先进人物姓名重合，所以把剧中的李红华改为“田春苗”，随之影片也改名为《春苗》。新剧本的故事始于“四清”运动之后，结束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较大的改动有，原先阿方嫂的女儿小妹是送往镇上卫生院途中夭折的，现在改为送到卫生院后，因杜文杰敷衍失职，钱济仁态度冷漠，小妹延误病情而致死。在对待水昌伯的腰痛病上，杜文杰不支持春苗和方明医生的方案，却轻信反动医生钱济仁，还一再剥夺赤脚医生的处方权，这样就与田春苗所代表的贫下中农利益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不过，新剧本仍把杜文杰定位于一个犯错误的好人，最后通过大家的批评帮助，转变了态度，支持了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 1974年7月1日，市委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等召开《春苗》审查会议，剧本获得通过。这一天，正好是创作组成立四周年。

谢晋带领摄制组奔赴绍兴拍外景

导演谢晋在讲课

当时，鲁韧导演因工作需要而调离《春苗》创作组，暂时缺少主帅，而颜碧丽和我资历尚浅，还不能主导一部大戏，因此等待新的主帅到来。    

一天，我刚下班回家，突然接到传呼电话，要我立即去厂里开会。于是我匆匆吃完晚饭赶到厂里，只见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一会儿，厂党委书记陪同徐景贤来了。徐景贤说，《春苗》这个戏由于修改剧本已拖了很久，希望能快点拍出来。他突然问我：“梁廷铎同志，你看导演的力量是不是需要加强？”我当即表示非常需要。他又问：谁来比较合适？我事先并无思想准备，忽然想起谢晋刚从北京拍完《海港》回来，正在家休息，于是脱口而出“谢晋”。徐景贤表示同意，说：“终于有人敢提谢晋了，像谢晋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要用他一技之长，通过工作不断改造思想。” 次日，谢晋即来摄制组报到，由他挂帅，和颜碧丽及我联合导演。谢晋随即对演员做了一些调整，大部分还是原来舞台剧的演员，如饰演田春苗的曹雷，饰演青年医生方明的达式常，饰演春苗母亲的林彬，饰演钱济仁的冯奇等。但对于水昌伯，他提出要借用八一制片厂的高保成（《上甘岭》的主角）。至于卫生院院长杜文杰，有关领导提出由过去专演反派人物的白穆来担任，当时白穆尚未结束审查阶段，当即从干校调了上来。另外又找了一个刚从华山中学毕业的初中女生张瑜，来担任春苗的助手莲莲。外景点经过比较后，导演组与摄影师卢俊福及美工师葛师承一致认为，安排在绍兴比较合适。谢晋对绍兴一带的水乡是比较熟悉的，他导演的《舞台姐妹》外景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1974年夏天，摄制组全班人马抵达绍兴。按照谢晋的设想，美工在农田里造了一座房子，就算是春苗的家。这里开门就看见农田，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河，比在摄影棚里搭景更真实。有一次，厂党委副书记来这里看望摄制组，见到农田里搭的布景，笑着对我说：“你们这是内景外搭，搞基本建设啊。”

从天津找来李秀明担任主演

摄制组住在一座破庙里，那时已经没有香火了，谢晋就在骨牌凳上分镜头。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就试拍了一场戏，样片送往上海洗印。谁想市委看了样片后，立刻发来指令，认为曹雷年龄偏大，不太合适演春苗，应该考虑更换演员。这让摄制组措手不及。 颜碧丽和我都认为，曹雷已经积累了这方面的生活体验，舞台试演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虽说年龄偏大了一点，但通过化妆还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市委对这部影片很重视，强调银幕形象一定要年轻，我们不得不执行。摄制组正在外地，作为主帅的谢晋无法分身，因此决定由我和支部书记姚玉雪去北京寻找演员。 临出发前，谢晋要我去找谢铁骊导演，请他推荐合适人选，同时还要我去看一看李秀明，因谢晋在北京曾见过李秀明，有点印象。当时李秀明是天津人艺的学员，我们到了天津即去看望李秀明，她正在演出一个有关教育革命的戏。看后我们两人均不满意，打电话回复上海：“此人瘦小，可能不行。”上海回电要我们继续寻找，并说谢晋即将去北京。 这时我们在北影厂发现了一个年轻女演员，我去向陈强了解情况，陈强笑着说：“你不要胡找了，这是我们《海霞》的女主演。”谢晋来京后问起李秀明的情况，他告诉我，厂里接到我的电话汇报后，党委书记曾说过，如果没有合适人选，李秀明瘦点没关系，给她增加营养吃得胖一点就是了。随后经过几天努力，从中央五七干校及样板团等处找了几位候选对象，由谢晋带回上海试镜，而我则去天津人艺借调李秀明。

《春苗》摄制组在绍兴外景地

《春苗》剧照：（左起）李秀明饰演春苗，达式常饰演方明， 高保成饰演水昌伯，张瑜饰演莲莲

通过试镜的样片比较，大家觉得还是李秀明的形象和气质比较接近剧中角色。有人担心李秀明没有上过银幕，能否胜任这么重要的角色？然而善于发掘新的演员，这是谢晋的一大特长。他认为通过个别辅导和下生活体验，可以让李秀明逐渐进入角色，这方面是有成功先例的。李秀明一来，马上派人带她去农村体验生活，谢晋也专门给她排演一些小品进行练习。同时，曹雷也显示了宽阔的胸襟，暂时不离开摄制组，用自己的经验辅导李秀明。李秀明也表现得非常刻苦，通过下生活、排练小品及导演的调教，她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徐景贤越俎代庖拿出新剧本

拍完了绍兴的外景，又转到上虞白马湖，摄制组就住在春晖中学内。这里是谢晋少年时的母校，但紧张的工作使他无暇再去回味久别的校园。晚上不拍戏时，他就和创作组研究第二天的拍摄方案，或者找演员排戏。

白马湖拍完外景，迅速赶回上海拍摄内景。为了赶时间，就分成两个组拍摄，我和颜碧丽各管一个组，谢晋则在两个组之间轮流督战和把关。由于剧本仍在不断修改，只能拍拍停停，有时还得根据上面的意见重拍。在全摄制组的共同努力下，    1975年年初，影片已大部分完成，只等待春天再补拍农田的场景。

这时徐景贤从北京开完会回到上海，立刻审看样片，看了以后大为不满，特别是对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他认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塑造一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不能老想着落实干部政策。杜文杰就是一个走资派的典型，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还有后台……

几位编剧已经被搞得精疲力尽了，于是厂里组织编导及其他有关人员联合成立了一个攻关组，当时被戏称为“打铁”，加班加点修改剧本。不久，剧本勉强改出来了，谁知徐景贤看了仍不满意，在当年    3月的一天晚上又召集主创人员开会。他指出，不要担心杜文杰是个科级干部，生产队长比科长还小，照样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杜文杰是资产阶级专政，以权压人，我们就是要取而代之。在这种“路线斗争挂帅”的压力下，攻关组已经没有创作激情了，眼看着杜文杰这个人物只能越改越坏。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徐景贤又召集摄制组主创人员开会，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剧本说：“你们改得很辛苦，我们也请了几位关心无产阶级电影的同志，搞了一个本子提供给你们讨论。”当时我们已一筹莫展，上面交下来个剧本，那真是求之不得。这个新剧本中，加强了春苗与杜文杰的正面冲突，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春苗认识到杜文杰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成了钱济仁在党内的代理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卫生院内的群众一致同意春苗和方明的意见，要把杜文杰手中的权夺过来，把他从卫生院院长的位子上拉下来。市委还通知摄制组，一定要赶在    5月23日之前将样片送审。

 《春苗》部分演职人员在上海合影。前排左一颜碧丽、左四李秀明，后排左一谢晋、左三高保成

摄制组拿到这个新剧本后，日夜开工抓紧拍摄，完成样片后即向市委送审。这次总算得到了徐景贤的肯定，同时他又提出了大大小小几十条意见。剩下还有一些农田的镜头要补拍，由于浙江已是冬天，只得去广州拍摄外景。一天上午，摄制组突然召集会议，宣布外景队下午立即乘飞机去广州。那时家里都没有安装电话，大家都来不及通知家属，我赶紧向爱人单位打了电话，并要她去谢晋家里通报一声，因谢晋和我同住在一条弄堂里。更好笑的是，那天早上出门时正下着雨，所以我脚上穿着一双半高统的套鞋，就这样上了飞机。到了广州后，赶紧向摄制组借钱买了一双凉鞋。幸好天公作美，广州风和日丽，很快就完成了外景的拍摄。    

1975年5月初，剪辑和对白工作完成后，由党委书记江雨声和谢晋带着对白的双片去北京送审。经过反反复复的折腾，最后总算顺利过关，我们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的自主权十分有限，真正的主导权在徐景贤他们手里。

本文选自2019年第9期《上海滩》杂志  作者：梁廷铎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