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一句顶一万句》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结束首演，上座率高达九成，业内外反响热烈。“消隐江湖”二十多年的传奇导演牟森，遇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7月7日、8日，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将亮相上海大剧院。关于牟森导演的创作想法、心得，在北京首演间隙，记者和他聊了一聊。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坐标”在河南新乡延津县，也就是作者刘震云的老家。

在那里，有一个喊丧的罗长礼、一个拉车的老马、一个卖豆腐的老杨、一个剃头的老裴，一个杀猪的老曾……还有一个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和他那座用十六扇窗户的材料，盖成的三十二扇窗户的教堂。黄土地上，到处都有故事的原型。

写的是凡人，但《一句顶一万句》却是一部大书。

拒绝刘震云的“探班”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前半部分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巧玲，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后半部分写的是现在，巧玲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因为遭遇背叛而出走，回到了延津。

这一出一走，穿过了河南、陕西、河北、陕西、甘肃，穿过了中原大地，在说的上话和说不上话的人之间，人，最终抵达了命运的终点。

这一出一走，延宕了百年。出走与回归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如同奥德修斯披荆斩棘，用了十年时间回归家园的同时，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也出门寻找着未归的父亲。吴摩西和牛建国的双向历程，也构成一个命运的闭环。

出延津和回延津都是一种英勇的壮举。

《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后，曾先后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编剧宋方金在改编电视剧时，选择了上半部分（电视剧名为《为了一句话》，李雪健、辛柏青、朱媛媛主演）。刘震云之女刘雨霖将其拍成电影，选取了小说下半部分的片段。但此次话剧版却选择了全本，要在三个小时中，还原几十万字、几代人的绵长叙事。

演出前，刘震云有好几次想去看《一句顶一万句》的舞台合成，都被导演拒绝了。“我不让他来。我希望他直接去看完整的作品，不要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印象，不要有任何包袱，那种新鲜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

首演当天，刘震云就坐在观众席中，好几回，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动人心魄的作品”。

还原土地的质感

刘震云与牟森相识二十多年，1995年，牟森改编过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但他自认为这个剧没做好，心里对刘震云一直怀着亏欠。

2009年，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分两期在《人民文学》登载，牟森一口气读完了上篇，然后等待着，又一口气读完下篇。他在博客上留下八个字的读后感：地老天荒，山高水长。

刘震云告诉牟森：中原是一种态度。

“历史上，河南人的生存条件是很艰苦的。他们逃难都是逃向山西，为什么？往东就是黄河了，一到汛期大水泛滥，把他们的家园都淹了。自然的苦，战乱的苦，决定了这里的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视死如归的态度。”牟森说。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发生在河南新乡延津县，也就是刘震云的老家。两次延津之行，让主创感到和“中原”发生了真实的联系。

一次，考察团从砀山到延津再到沁源，走了三千多公里。小说中，巧玲就是被拐卖到沁源，后嫁到了牛家庄。他们找到了故事中的“牛家庄”，砖瓦窑洞还在。走了这一趟，才知道河南到山西这一带的真实地理，都是艰难险阻。

另一次，他们去刘震云旧居拜访，又特意去看了看当地的教堂。刘震云告诉他们，传教士老詹确有其人。

“对这部作品来说，地理是相当重要的讯息。”话剧《一句顶一万句》被打造成了一部扎扎实实、完完全全的方言剧，还原来自土地的质感。上半场以河南方言为主，下半场几乎都是山西话。原著中还出现过东北话、河北话，粤语，只要是小说里有的，如是还原。

“没有什么比一个民族好几百年的转型更大、更复杂的了。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最辽阔的史诗。”牟森曾如是评价曹禺的戏剧，他说，用来形容《一句顶一万句》同样贴近，“写的同样是现代中国的转型之痛。”

让观众感动“不容易”

牟森改编《一句顶一万句》有两个特点：一，除了原著和刘震云的创作手记，没有阅读或观看过任何与之相关的书籍、资料、评论和影视作品，“我不认为这是创作出一部好作品的必要条件”。

二是剧本七易其稿，但刘震云式的台词几乎只字未动，保留了幽默、荒诞和悲凉的文学风格。舞台上，那些叙事之外的感染力，来自于歌队的烘托。台上有十六名演员，不在剧情中时，他们便成为歌队的一员。

“刘震云的小说结构像音乐一样对称，像机械表一样咬合的那么紧，”话剧对小说结构的调整不多。最大的调整，是把曹青娥这个角色单独拿了出来，作为叙事层面的参照和暗示。

曹青娥78岁病危，弥留之际，想起自己的前世今生。七十年前，因为和养父吴摩西离开延津，在鸡毛店里被人拐走，七十年后，她通过子孙牛爱国回到了延津，构成一种生命上的圆满。

豫剧表演艺术家赵吟秋铿锵有力的念白，拉开了戏剧的帷幕。

“我叫曹青娥，本不该姓曹，应该姓姜；本也不该姓姜，应该姓吴；本也不该姓吴，应该姓杨。五岁那年，我被人从河南卖到山西。七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我爹叫吴摩西，我娘叫吴香香；我娘吴香香跟人跑了，我爹带着我去找她娘，住在新乡一个鸡毛店里，我被人拐子老尤给拐走了。我还记得自己的小名叫巧玲。”

这么处理，是致敬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的著名小说《我弥留之际》。

《我弥留之际》呈现的是一个农村家庭的主母去世，一家人将其遗体运回娘家安葬，经历了水与火的灾难。福克纳自己说，《我弥留之际》一书中的本德仑一家，和“奥德赛回乡”一样，是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的。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儿去？”

把巧玲丢了的吴摩西不想回家，坐上了前往宝鸡的火车，一个陌生男子问他。“出延津记”的高潮便落在这里。

吴摩西顿时愣了好久，一直以来他所要解决的不就是这两个问题吗？他自己也有些茫然，活了21岁，姓名已改过三遍，一开始叫杨百顺，后来叫杨摩西，后来又叫吴摩西，仓皇之下，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自己叫个啥，有啥难说的？不是杀了人，逃出来的吧？”

“大哥，我没杀过人，你就叫我罗长礼吧。”情急之下，吴摩西喊了出来，罗长礼是他小时候最崇拜的人，一个喊丧的。

但罗长礼喊丧，喊得那么漂亮，就像火车的鸣笛声一样气派，喊得理直气壮。

“我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我像康德、黑格尔那样信奉并向往崇高。我希望戏剧是对人的灵魂有治疗和净化作用的，”牟森说，让观众感动不容易，做这个戏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抵达感动。

“金庸小说，勾起我的创作冲动”

在牟森心目中，最终的完成度能够匹配上作家巨大的创作企图的，国内只有两部小说，一是金庸的《鹿鼎记》，另一部便是《一句顶一万句》。

大学里读金庸，牟森入迷了。他不仅读完了小说，还拿来倪匡的书评“批批改改”。

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牟森和金庸有过一面之缘。当时，金庸向他提议排一部话剧版的《射雕英雄传》。牟森心中暗暗雀跃，这部小说勾勒的就是北宋到南宋的历史进程，恰恰是他心之所好，“金庸小说，能勾起我的创作冲动。”

“我特别喜欢《射雕英雄传》开篇的故事。丘处机和江南七侠的比武，不是各自面对面的武力相搏，他们各自收了一个徒弟，言传身教十八年……这种英雄气魄和豪情，今天我说起来依然觉得头皮发麻，太给人冲击感了。”

牟森是一个向往英雄的人。在他眼中，上海就是一个英雄城市，始终站在改革的前沿。

2013年，他为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做了一场开幕演出《上海奥德赛》的艺术展，与上海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他手头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也与上海有关，并有望进入舞台化。牟森表示，期待来上海，做一部关于上海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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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汇报记者童薇菁

编辑：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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