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独白——董义方中国画创作文献展”日前在上海愚园路德必创意园区芊荷艺术空间推出，展出了董义方这位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曾经留下深刻印记的老一辈艺术家的部分原作和相关文献资料，给今天的美术学术界带来了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这也是董义方先生的作品首次在上海亮相。
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葛玉君博士介绍说，董义方先生出生于1925年，2006去世。对董义方先生的关注，是在十年前他博士论文的写作期间，查阅到董义方先生发表在1957年《美术》杂志第3期上的《试论国画的特点》一文。在此文中，董义方先生提出的“‘线’是中国画的命根子”观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画论争中颇具影响。多年后突然接到了远在美国的董义方先生之子董二为的电话，在美院会面，从此开始对董义方先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董义方16岁师从著名画家秦仲文学习传统绘画，在故宫博物院临摹古画并听取黄宾虹主讲的中国画理论，后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辅仁大学系统地学习油画、水彩等，可以说绘画技能较为全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学习经历，使得董义方较早的树立了中西方绘画比较观。新中国成立后，董义方既对中国画发展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与清晰、明确的观点，且发表了多篇学术类的文章，同时，董义方创作了大批与时代同步的建设题材的中国画巨作。在此阶段，还曾多次前往桂林写生，与桂林结下不解之缘。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董义方一方面出于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下来的中国画命题及对当下中国画发展的反思，同时出于对源自中国牧溪的淡墨传统画法在中国画历史上的断裂，但却在日本得到很好发展的缘故，因而毅然移居桂林，多年来一直潜心于“淡墨山水”与现代“丛竹”新画法的探索，其艺术成就亦日臻成熟与完善。
董义方的艺术实践无疑经历从“传统”熏陶到“西画”启蒙，再到“改造”思潮的影响，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面对中国画核心问题进行探索的“出新”之旅。而至今对他的学术观点与创作实践并没有引发深入的考察与广泛的关注。然而，董义方的绘画理论、艺术观点及其创作探索，对当下的中国画创作与教学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与反思的案例。这也是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让我们在梳理董义方的学术成果和创作的同时，也为当下的美术教育和中国画发展提供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养分。
新中国成立后，董义方的绘画创作大致沿着两个路径向前发展，其一是继续从师于秦仲文先生，进行强调传统笔墨的山水画创作。另一方面，则是他把西画学习经验与传统笔墨相结合，在一种中西方绘画比较视野下，于新中国初期的“写生”大潮中，创作了大量的写生山水作品，可谓独树一帜。这里有两幅作品值得关注，一幅是他在1953年创作的《大连海滨》，这张作品代表着他对新中国“新国画”的一种探索。这是董义方新山水画创作的第一张，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董义方深受中国画改造思潮的影响，开始主动思考如何表现新时代新气象的山水，因而借助山水写生，到大自然中去，对“新山水画”展开探索。 另外一张作品是他1955年创作的《潮水落下去的傍晚》，这张作品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展”，并与齐白石等人的作品一同展出。此幅作品描绘的是大连历史上一个非常悠久的海滨公园——星海公园。《潮水落下去傍晚》这张作品，可以看作是董义方在前一张创作探索上的延伸，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油画与水彩画的技法训练融入到中国画创作中。在当时的中国画界，北方的画家的作品以海滨为题材的还是不多见。
上个世纪50年代后，美术界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感召之下，将创作的重点放到了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歌颂劳动人民和记录时代变迁的历史主题上。因此重大工程、工厂矿山、大江大河、雄伟建筑都成为了画家们刻画的主题，并创作出大量的时代经典。而董义方也同样是这一时代大潮的积极参与者。他深入生活，创作了如《三门峡水电站工地》《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等一系列表现时代主题的优秀作品。
董义方还是一位非常善于学术思考的中国画理论家，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撰写发表了《试论国画的特点》、《建立中国画素描教学体系问题》等理论文章，提出了中国画创作的重要理论观点。
董义方曾以桂林山水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与桂林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董义方再次回到桂林进行考察，桂林对他的绘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1988年董义方退休之后毅然离开大连，搬到了桂林，在那里住下之后，用自己祖父传下来的一枚清代印章“青山白云楼主”作为画室名字，之后一直专心创作至2003年。这15年间，董义方立足桂林，潜心于反思、变革中国画的探究，并逐步创立完善了其“淡墨山水”，且在晚年继承明代“丛竹”的画法，创作出现代桂林“丛竹”的新画法。展览期间，董义方的儿子、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董二为以及来自北京、南京、上海的专家还围绕董义方的绘画历程以及董义方的绘画创作对当下的艺术的启迪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讨。
（图片均为董义方作品）
作者：李兵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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