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一样，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鼎盛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然而，在很长时间里，塞万提斯被定格为一个通俗作家，甚至是一个不入流的通俗作家，同时代的人瞧不起他，说他写的东西不伦不类，说没有比《堂吉诃德》更可笑的作品。西班牙曾流行这样的说法：谁在那边笑得直不起腰来，谁肯定在看《堂吉诃德》。这一方面说明了《堂吉诃德》的流行程度，同时也使得塞万提斯始终处在文坛边缘，没有地位。
整整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以后，他才被德国浪漫派发现：像海涅、歌德他们读《堂吉诃德》，都笑不出来。海涅少年时第一次读《堂吉诃德》，在自家葡萄架下他哭了整一个晚上，惊异于这么好的作品居然被历史埋没。
这样的故事被后人津津乐道，但也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在强调作品的悲剧因素时往往忽略其喜剧成分，在强调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时往往也会掩盖其中对世俗文化的描写。事实上，《堂吉诃德》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喜剧的方式体现悲剧的精神，正如塞万提斯以骑士文学的形式，嘲讽了低俗化的骑士文学。
《阿Q正传》中的很多喜剧因素，正是鲁迅模仿《堂吉诃德》的结果
鲁迅先生酷爱《堂吉诃德》，他早年认为林纾翻译的《魔侠传》不好，应该好好翻译几种“可读的《堂吉诃德》”，因此他从日本买了若干个日译本带回来，还买了俄语本、英语本、德语本，邀请朋友来翻译。他创作的《阿Q正传》中有很多喜剧因素，其中多少模仿了《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Q（Quijote）。我们看“阿Q”通常会心地笑、酸楚地笑，拍电影也会请喜剧演员（譬如严顺开）来演阿Q。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与堂吉诃德精神非常相似。堂吉诃德每次败下阵来，都会对他的随从说：唉呀桑丘，你不懂！我不是败给了风车，这明明是一个巨人，是魔法师将他变成了风车。你看不见，你俗眼凡胎怎么看得出来？所以你不要嘲笑我，我不是同风车作战，而是同一个巨人作战。他正是通过不断地安慰自己，才一次次重振旗鼓、重新出发的。阿Q也是这样，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这里的喜剧因素，同《堂吉诃德》一脉相承。用鲁迅的话说，这种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粉碎给人看，让人看了心碎。
同时，《堂吉诃德》体现了塞万提斯对同时代市民文化的深刻了解。而这显然和他的出身及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塞万提斯出生在马德里附近小镇上的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当时马德里还不是西班牙的首都。有研究发现，他祖辈的贵族头衔，也可能是曾祖父用钱买来的。即便如此，那也是最低等级一个头衔，相当于乡绅。而即使是这个最低的头衔，他们都没能保住。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塞万提斯家就彻底没落了。由于家道中落，塞万提斯的父亲没能读完大学就出去工作了。又因为没钱经营一家诊所，因此他成了游方郎中，全家人跟着他到处迁移，在不同的城市、乡镇给人治病。
塞万提斯跟着父亲到处游荡，几乎是靠勤奋自学成才的。二十岁左右，他给一位红衣主教当侍从，后来又在那不勒斯从军了，几次战役下来身负重伤，还失去了左臂，只好退伍，准备从意大利返回西班牙。但他在回来的途中被土耳其海盗俘获，并辗转卖到阿尔及尔做奴隶。几年之后，等他好不容易回到西班牙，早已失去了寻找体面工作的机会。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异常强盛。当时的西班牙把日益崛起的英国作为假想敌，并组建起了“无敌舰队”，准备一举歼灭英国，及其所代表的新教势力。但西班牙出师不利，几万水兵在上船不久后就开始上吐下泻，快到英吉利海峡时又遭遇飓风，还未同英国人交战就已经溃败了。英国人乘胜追击，“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灭。那时，塞万提斯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做军需官。随着无敌舰队的败北，他很快失去了这个工作，接着他又被人告发侵吞粮饷，被关了将近一年的禁闭。出来后，他好不容易混了个税务官的工作，却被派到最偏远山区，每天跑很多山路，去收一点人家小作坊的税金。
熬了两年，塞万提斯存税金的钱庄老板又卷款逃之夭夭，钱庄倒闭。他再次被抓了起来，一关就是半年。后来，他还因私生女要出嫁拿不出嫁妆等几件莫名其妙的事，吃过好几次无头官司。因此，世态炎凉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那时的西班牙，社会两级分化极其严重，一部分人钱多得花不完，大量购买岛屿，投入商业。更多的是像塞万提斯这样贫穷的人，无权无势只好随波逐流。这也是为什么塞万提斯生活的那个年代，西班牙开始出现流浪汉小说的原因。写无家可归的人，是西班牙文学的独创性贡献。而这一切，正是塞万提斯批判精神的源头。
塞万提斯对当时的市民文化非常了解，因为他本身就是从那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所以他非常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既写城市也写乡村，堂吉诃德的游历中，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还有乡镇和偏僻的村寨，这是一般作家驾驭不了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写好这些。因为乡村文化同城市文化很不一样，比如穿着打扮，那时候城里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领子都是打褶皱的，像围脖一样高高竖起，穿的也都是长衫、长袍，面料自然很讲究；但在乡村就不一样了，天热的时候可能人们就光着膀子、穿一条短裤衩，冬天的时候随便加一件棉袄。塞万提斯的作品里面多的是这样细节毕露的描写。
朱光潜为什么说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
与此同时，要读懂《堂吉诃德》，还必须要了解它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放到特定历史语境当中，才能知道它的特殊性，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个作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并更好地理解他的个性和风格。
《堂吉诃德》的精神源头，似乎要回到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去寻找。当时的西方是一个什么状况呢？那是一个几乎忘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甚至逐渐失去文字，重新回到了口口相传的时代。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却在与中国的交流中，通过丝绸之路，将源自于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广泛传播。同时，他们一方面把东方的经典传播到西方，另一方面把被西方忘却的古希腊罗马经典又重新翻译印制出来，从而为文艺复兴运动埋下了基石。
中华文明通过阿拉伯人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重要的贡献，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西方有意忽略的。现在西方有少数学者开始正视这个事实，并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当西方还是一片蛮荒，还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之时，东方的两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长江和黄河流域，就曾以不同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作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作家”，但丁的《神曲》既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集大成者，又是人文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先驱。但丁时期及其之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巨人”的那些作家、艺术家，给人类文化树立了丰碑，同时他们也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过程中，喜剧通过惊人的狂欢方式影响人们的情感，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很快充斥了15世纪的欧洲文坛。而资本的出现和发展又必然带来信仰的沦落，塞万提斯通过否定之否定，用《堂吉诃德》展示了骑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全盘溃散。
尽管在生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通俗作家，但塞万提斯身后却声名日隆。数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身上所融合的滑稽与崇高，是塞万提斯以喜写悲的具体体现，而他充满同情地揭示了堂吉诃德在市民社会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又使《堂吉诃德》足以位列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品之林。
小说中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片段历来被人传颂，成为彰显主人公性格的点睛之笔。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在一片荒野中看见一排风车，堂吉诃德固执地认为风车是一个个巨人，不听桑丘的劝告，横枪跃马冲杀上去，结果被风车所伤翻滚在地、动弹不得。堂吉诃德性格上的高度分裂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癫狂可笑，另一方面又有着无畏的英雄主义情怀。《堂吉诃德》塑造的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文学形象是非常独特的，这可能是人类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搭配，它特别像我们的小品或者相声，一个捧、一个逗，一个极端出世、一个极端入世，二者配合得天衣无缝。堂吉诃德不食人间烟火，整天为天下打抱不平，是精神高于一切的骑士。而桑丘作为反衬堂吉诃德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和堂吉诃德形成对比，从侧面凸显骑士精神可爱与可笑。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只顾眼前之利；堂吉诃德学识丰富，桑丘则是一个十足的文盲和享乐主义者。朱光潜先生曾评价：“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
作者：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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