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把《资治通鉴》看作史料，是一种严重的偏失。”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年，当“司马光代言人”遇到“唐代户籍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上周末，姜鹏《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学习读书会现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与读者分享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当代意义。

陈尚君称司马光为“千年史家之魁”——出能治国家之大事，退可成一部著作流传千载，这是司马光很了不起的地方。“但对于《资治通鉴》的价值，现当代学者在认识上存在严重不足。比如不少学者仅把《资治通鉴》当做一种史料，只看到其史料的价值，这就好像眼前一片绿茵茵、一望无际的草原，但是马儿看到的却只是饲料。”在他看来，《资治通鉴》的可贵就在于，它把传统的以纪传体为主的史学著作涉及到的1300多年史事的所有细节，以他的著作来做了重新还原，这也是一部皇帝能在书里看到治国理政方略、普通百姓也可看到惊心动魄的故事，所以流传千载，风靡天下，始终不衰。

为什么《资治通鉴》里没有提到李白？姜鹏表示，李白的文化成就和推动历史的贡献是两回事。“李白今天留下更多的是文学作品，黄河之水天上来等诗句大气磅礴；而《资治通鉴》紧紧围绕历史发展主脉络——王朝兴衰，治国者学以资政，百姓也可从中洞察事态人情。李白在《通鉴考异》里被提到一笔，司马光没有办法确定永王李璘死在哪里，有没有占据南京定都，最后用了李白的一首诗。加上李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所以《资治通鉴》里没有提到他，但是用了他的诗来考据这个事情。”

姜鹏补充道，像王羲之、颜真卿等大书法家，在《资治通鉴》里面是有的，但不是因为他们的书法家身份，“王羲之批评殷浩北伐，他精通礼仪，在朝廷上议礼；颜真卿举兵反抗安禄山……仅仅有文化成就很难出现在《资治通鉴》，但文化人若兼具推动历史使命且参与其中，就有机会出现，这是《资治通鉴》的基本特点。”

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方法叫“长编考异法”，首先是要穷尽资料，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尽可能掌握好，当这些史料产生矛盾时，又该怎么来处理呢？姜鹏和陈尚君在对话中谈到，比如关于唐太宗在唐朝建国过程当中，到底立了多少功，是否掩盖了父亲和长兄的功劳等话题，“在隋末唐初一些史料中，会发现很多矛盾的地方。作为史学家得有判断，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尽管唐太宗极力想抹杀李建成在建立唐朝过程中的影响力，但哪怕是在《旧唐书》中也不可能把相关痕迹全部抹掉。史学家必须告诉我们，相对接近真实的历史面貌是什么，可以根据地点、时间、人物去判断哪些是值得相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所以长编法尽量多地运用在这些资料当中，梳理出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 姜鹏认为，司马光不仅非常严谨地追求作为历史学必须要解决的真实性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方法，并且从头到尾贯彻到底。

“《资治通鉴》对古代历史研究的贡献很大。我现在治学的基本方法跟司马光一样，就是把所有现存的古代文献做详尽整理，逐字排到每一天，对每天所涉及的事情，以及文本的不同做了尽可能的复原。”陈尚君提到正在做现存唐诗的重新写订，也因为做这个工作的缘故，改变了他十多年前的一个学术选择。2006年左右他很想做唐史长编，把司马光当时所处理过的所有唐史基本文献，再重新审读一遍。他认为司马光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有特殊的示范作用，并用六句话概括《资治通鉴》成功之处：知所进退、皇帝支持、助手得力、史观通达、方法得体、亲力亲为。“在《资治通鉴》成书过程中，司马光一手定稿，一个伟大学者，他的眼光和能力，从全局之掌控到细节之处理，这不是其他人能代替的。做成事业，需要坚定的毅力和开阔的眼界，这是司马光成功的根本。”

作者：许旸

编辑：吴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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