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原本不可能走在一起的男女，却一前一后行走在上海街头。女的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男的随后，刻意跟她保持一段距离。

1950年初秋，金风乍起，法国梧桐宽大的树叶开始飘零，落在用碎石块铺成的弹硌路面上。这条马路早年属于法租界，名唤贝勒路。那是在 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候，贝勒路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有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法国人在马路两侧的种上法国梧桐作为行道树，这条马路渐渐有了来来往往的行人和黄包车，一大片用青砖镶着红砖砌成的石库门房子平地而起，使这里成为上海闹中取静的新兴住宅区。从 1943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那女的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此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 辈。

那男的已过而立之年，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上衣口袋别着一支黑色自来水笔。他在出门前匆匆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但是脚上依旧穿着军人草绿色“解放鞋”。瘦削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手投足斯斯文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此人姓沈名之瑜，就连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名作家。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助教。后来投笔从戎，在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沈之瑜。1949年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进军大上海，成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他怎么有闲情逸致跟一个女人到黄陂南路“荡马路”？

那是几天前，他接到电话：“到建设大楼来一趟！”

位于上海福州路、江西中路交叉口的 17层的建设大楼，原本是中国建设银行大楼，新中国成立之后，那里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楼。那时候，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沈之瑜穿一身军装，奉命来到建设大楼，步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秦上校”接待了他。署名“秦上校”的军事评论常见于报刊，不知内情的人以为他必定是军人，其实他是笔杆子一个，名叫姚溱，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见到沈之瑜来了，姚溱敲了敲隔壁办公室的门，用南通口音喊了声：“小杨，你来一下。”于是，一位身穿白色长袖衬衫的小伙子应声而来。

小伙子戴一副无色透明塑料框的近视眼镜，眉清目秀，年方24岁。他叫杨重光，虽说比沈之瑜整整小了十岁，1946年入党，却懂俄、英、法文，眼下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姚溱向沈之瑜和杨重光传达了上海市长陈毅的重要指示：“明年——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30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中共一大究竟在上海哪里召开？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任务，就交给你俩去完成。”

上海，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马路，多达 4000多条。茫茫大上海，到哪里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只说了一个大致的范围，那就是当年的法租界。沈之瑜是老上海，说道：“光是法租界，也大得很，法租界的主干道霞飞路（即淮海路）横穿上海东西，街道两侧千家万户。”

姚溱笑道：“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可以请由他管控的周佛海老婆杨淑慧帮助你们寻找，让她戴罪立功！”

周佛海老婆怎么成了“钥匙”？原来，周佛海后来虽然成了大汉奸，当年却是中共一大代表，杨淑慧那时候20岁，正与周佛海热恋，曾经去过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

沈之瑜和杨重光接受这一重要任务之后，各自着手从图书馆寻找相关资料。

杨重光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把市委宣传部所有积存的党的出版物翻一个遍。从党内刊物中，我发现萧三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原法租界贝勒路博文女校召开的。”杨重光所说的，就是萧三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据此，杨重光以为，中共一大会址在“贝勒路博文女校”。

周佛海是一个笔头甚勤的人。沈之瑜从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里查到重要线索：“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依据周佛海的回忆，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代表住宿之处，而开会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于是，沈之瑜和杨重光做了分工，双管齐下：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而杨重光负责寻找博文女校。

沈之瑜在杨淑慧陪同下，漫步在黄坡南路。眼下的黄坡南路，与三十年前的贝勒路相比，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杨淑慧回忆说：“当时李家门前沿马路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他们家里进出是走后门的。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昔日的影子也没有了。”杨淑慧与沈之瑜在黄坡南路徘徊，无法找到李公馆。

杨淑慧对沈之瑜深表歉意。此后她独自踯躅于黄坡南路，细细观察一幢幢石库门房子。这时，杨重光那里传出捷报，在黄坡南路附近的太仓路（当年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名字命名为白尔路）找到了博文女校。因为博文女校毕竟是一所学校，目标大，容易找到。

杨淑慧凭借依稀的印象，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对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视良久，觉得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却是白粉墙，旁边还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是一个菜摊。在贝勒路上反反复复逡巡，她唯觉得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

杨淑慧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通过沈之瑜走访“恒昌福面坊”老板董正昌，终于确认那里就是李公馆，就是中共一大会址。

作者：叶永烈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李婷

*本文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