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读中国历史，不可不读《史记》。但因《史记》中《表》和《书》文化的深度和难度，即使学者也不容易梳理清晰。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以研究《史记》30年的功力，撰写面向大众的“陈正宏讲《史记》系列”，力求提纲挈领、细致入微为读者“导览”，不止讲故事，还对内容进行分析考辨，“知其所以然”。

该系列之一《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按照《史记》的内容顺序，详细介绍了说帝王故事的《本纪》、穿越时空呈现历史的《表》和记录古代各项制度的《书》，分三部分讲故事、说文化。未来，系列将陆续推出《血缘：〈史记〉的世家》《众生：〈史记〉的列传》《绝唱：〈史记〉的史记》等。现摘选作者的卷首文章如下：

距现在大约两千一百多年前，西汉武帝时期，一部汉语的文史巨著横空出世。它的书名，当时叫《太史公书》，后来也称为《太史公记》，再后来简写成《太史记》，最后大概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的东汉末期，缩减定名为《史记》。

《史记》的编著者，不用说你也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迁。但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有的读者并不十分清楚。

司马迁的人生，以公元前99年为界，分成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在这一年之前，他是一个任性率真的人；在这一年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生于公元前145年，也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35年。他的老家，是位于今天陕西韩城南部的夏阳。不过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靠近今天的西安）不远的茂陵。而茂陵，是汉武帝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特设的一个新城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时担任太史令，这是一个主管天文历法、兼管文书档案的职位，对于汉武帝而言，当然是修陵工程重要的技术顾问。

司马迁晚年回顾自己的青春时光，曾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意思是我从小就是个不受任何束缚的天才，长大了在家乡一带也没有什么好名声。

大约二十岁左右，他就开始浪迹天涯。从陕西的茂陵出发，最东边到过今天的浙江绍兴。云游归来，他很快上了国家重点培养对象的名单，有了第一份工作：做汉武帝近旁的低级侍卫，当时叫“郎中”，并奉命出使西南的巴蜀少数民族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获得了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职位升迁，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

在太史令任上，他主持了修造新历法（后来称为《太初历》）的工作，同时开始干一件意义深远的私活——撰写他父亲草创，并临终嘱咐他务必完成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

一切顺风顺水。转眼到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为任性、率真，话太多，出事了。

当时《史记》才写到一半，发生了将军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别人都不说话了，只有他，当汉武帝程式化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怎么看啊？他竟然天真地认为，最高领袖真的要他发表个人看法，就真的开始很有条理地为李陵辩护了起来。结果，汉武帝当场翻脸，他被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才免于一死。

从天而降的腐刑，对于司马迁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那不仅在他的身心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且使他终身无法抹去写在脸上的耻辱——他本来应该正常的充满阳刚之气的脸庞，从此变得像太监一样柔弱不堪。

但这之后，他的职位却非常离奇地再一次得到升迁。这一次，距他曾经衷心爱戴的领袖更近了，是做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

他变了。在最好的朋友眼里，他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变得和普通官僚一样平庸，甚至俗气。但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活下去。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写完《史记》。

我们想，公元前99年以后的司马迁，虽然没有听过后来恩格斯发表的名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但他对于人性的复杂跟个体和群体历史发展的关联，一定有了比之前更深切的体会。《史记》每一篇的末尾，都有一段“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就这一篇内容发表的历史评论，其中不少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的。

大约最晚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十一月，司马迁完成了他的这部总字数超过五十二万字的巨著。这之后他给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自己的著述心声。而写了这封后来以《报任安书》闻名的书信后，司马迁竟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东汉时就有一种说法，说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后来又有传闻，说《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看，看了以后大怒，所以被削除了，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很可能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汉武帝的魔掌，死于非命。

司马迁死在哪一年，究竟怎么死的，我们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但他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几经曲折，流传了下来。

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独特面貌的巨著。其中书写的，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

《史记》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按文章体裁，分为下面这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叫“本纪”，共有十二篇，所写的，都是历代传说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事迹，记事方式以帝王传代编年为主。其中最神奇的，是从上古帝王黄帝写起，一路写到了当朝皇帝汉武帝。

第二部分叫“表”，共有十篇，都是用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国别，简要梳理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其中又按时间尺度的疏密，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类。

第三部分叫“书”，共有八篇，每一篇都是某一个专题的制度史。其中既有讲礼乐制度的，也有讲天文、历法、宗教的，还有记军事、水利和经济的。

第四部分叫“世家”，共有三十篇，主要是写汉和汉以前各个重要的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同时为表彰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也破例安排了像《孔子世家》这样的篇章。

第五部分叫“列传”，共有七十篇，都是以传记的形式，传写古今代表性的人物和民族事迹。按照它们的性质，又可以分为“合传”“独传”和“汇传”三类。前两类以写个体的人为主，比如《屈原贾生列传》《孟尝君列传》；后一类以写特定群体和他们所做的事为主，比如《刺客列传》。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合一，司马迁创造了一个既纵横交织、互相照应，又立体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这样格局宏大、结构精妙的史书，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尽管因为历史原因，流传到今天的《史记》，其中已经参杂有后人补写添改的文字，但就总体篇幅而论，司马迁编著的原文，在今本《史记》中仍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去探寻司马迁当年写书的心声。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最扼要的答案，就是他写在《报任安书》里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以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的变迁大势，成为可以跟诸子百家分庭抗礼的别一家。所以梁启超说，《史记》一书，其实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编著《史记》的具体方法，他自己有多处谈到。一个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就是把所有现存的书面文献和传播在口的老故事都一网打尽；一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协调儒家经典的不同版本和解释，梳理诸子百家的各种说法；还有一个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就是转述历史旧闻，同时把其中的各种历史谱系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以为《史记》里的文字都是司马迁或者他父亲司马谈自己写的，不是的。书中的不少部分，是对已有文献的排比、整理、加工和转写。不过司马迁特别厉害的地方，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将书面文献、口头传说和他自己的文字熔铸于一炉，保持了整体风格的基本一致。

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

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中国图书分类系统中有“正史”一类。名列正史之首的，就是《史记》。之后史学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史，也以《史记》领头，后面的二十三部正史，基本结构都是模仿《史记》的。但是，正史之中，能够像《史记》那样，以一家的力量，编写通贯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的，再也没有了。能够像《史记》这样，整部书不仅有条理地纪录历史，而且还入木三分、文采飞扬地刻画人性，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也再没有了。

站在后世狭隘的正统历史学本位角度，自然可以说《史记》作为正史体例不纯；但如果还原到历史学发生的原初状态，我想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同意，像《史记》这样一部既感性地描写特定时代人的个性，又理性地关注长时段历史中的普遍人性的著作，在指示历史学的未来方向方面，一定高于一本看不见灵魂的事件流水账。

（原题“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史记》是一部怎样的书”）

图片：出版方、《司马迁》剧照

作者：陈正宏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