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无疑是中国电影界一个特有的年份。一部讴歌独特女性群体“砸碎铁锁链，扛枪为人民”英雄业绩的“娘子军”，以罕有的艺术魅力熠熠闪光于银幕——这就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在全国放映后，影片创下了当年八亿国人有六亿人观看的盛况。
同年5月22日，北京政协礼堂，第一届“百花奖”授奖大会及庆祝晚会在这里举行。“百花奖”十五个奖项一一揭晓。《红色娘子军》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谢晋）、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最佳男配角（陈强）四项大奖，成为大赢家。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为此激动地叫好而作诗：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一部电影的成功，特别能成为经典，并非偶然。五十多年过去了，让我们在此回放这部影片诞生的前前后后，这对于繁荣今天的电影创作不无现实意义。
《琼岛英雄花》九死一生
中国革命史上曾有这样非同寻常的记载：成批不堪忍受压迫和凌辱的海南妇女，愤而拿起武器投身充满血与火的争取解放的斗争，由此诞生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三团女子军特务连。
这段史实引起当代一位剧作家的注意，并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就是梁信。生于1926年的梁信，原名郭良信，吉林省扶余县人。小学肄业后当过学徒、杂工、售票员。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松江军区独立四师宣传队长，后在广西担任武工队长、区委书记，参加过多次剿匪战斗。1953年毕业于中南部队艺术学院，任中南军区专业创作员兼支部书记。
梁信，如同他的笔名，拥有一颗中国知识分子的真诚良心。可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耿直，讲真话的人就险象环生了。1957年匆匆来临的整风运动，梁信忍不住写信给所在单位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谈了对一个处理不当的问题的意见。这可惹了大祸，竟被认为是是向党进攻。好在“右派分子”的名单已经上报，对于梁信的右派言论，定了个内部的“中右”（对本人没有公开）。现在想来，也幸亏这个“不公开”，使梁信在没有太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创作。
对此，梁信全然不知，他正向上级机关提出到武汉高级步校改行学军事的请求。就在等待批复中，他接受了撰写一个反映海军军营生活的纪录片脚本的任务。这是1958年的夏天，他来到了正处“大跃进”高潮中的海南岛。
在海南军区文化处，一天，他翻看《琼崖纵队军史》时，意外发现了“女子军特务连”的记载。内容虽然比较简单，但军人的热血在那一刻立即沸腾起来，他仿佛回到了祖国灾难深重的过去，他钦佩这南方的群体花木兰，为她们感到骄傲，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曾经发生过多少悲壮甚至惨烈的故事。
梁信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一早他开始行动，找资料，查档案。很快他寻访到健在的娘子军连指战员，在她们战斗过的热带的深山老林里穿行，在她们驻扎过的贫穷落后的黎村苗寨中流连……
整整三个多月的调查和采访，满怀激情的他回到了海口招待所。在蒸笼般的斗室里，一个名叫“吴琼花”的人物在他脑海里活跃起来。梁信后来告诉我们，这“吴琼花”是他收集的三个“吴琼花”素材中，经选择、集中、演变而成——
第一个“吴琼花”，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几个女同志。1947年在东北整风学习时，他与三位女同志有过一次谈话，她们以前分别是童养媳、丫头和孤儿院孤儿，有着同样的奴隶命运，而且性格都很倔强。特别是那个当丫头的，曾先后逃跑过十几次，受过地主挖空心思设置的“金木水火土”五刑。当这些女同志讲到悲惨身世时异常怒火中烧，甚至不顾女儿家的羞涩，扯开衣服让梁信看身上的伤疤。从此，梁信的脑中便留下了一双双令人难忘的目光。后来剧中所描写的琼花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以及她在娘子军连长面前扯开衣服露出伤痕的细节便取材于此。
第二个“吴琼花”，是海南已故的女革命家刘秋菊。1953年，梁信到广州工作，即着手搜集海南早期党的领导干部刘秋菊的生平事迹。在人们的传说中，刘秋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能飞檐走壁，双枪百步射敌眼；新婚之夜被敌包围，她在眼看爱人英勇就义之后，仍引吭高歌，用歌声给同志们指示突围方向……梁信受此启迪，在剧中把吴琼花写成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第三个“吴琼花”，是一位娘子军烈士。1958年，梁信在海南采访时，记下了这位女英烈的事迹：“……她叫什么花？我已忘记，因为她入伍不久后就牺牲了。她从小无父，母亲是个盲人。她公家姓陈，是个大土豪。她10岁卖给陈家，定命给陈家侄少爷。那是个大头儿，头比身子还大。两三年后，大头儿摔了一跤，跌死了。于是，她被人按着头，跟公鸡拜了堂。从此，她明是侄少爷未亡人，实是丫头……15岁那年，她趁赶庙会，逃跑了一次。抓回来，地主就把她活埋。正赶上地主姨太要分娩，地主怕她的鬼魂投胎报仇，又令人把她扒出来，想不到她又活了……17岁那年，她终于跑出白区，参加了娘子军……她打仗时不大听指挥。几次想藏枪偷跑，要到陈家去报仇……”
女烈士生平虽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像这样爱憎分明的活生生小事却有许多，使梁信对她的痛苦遭遇和倔强性格印象深刻，衍生为剧中吴琼花“跑！看不住就跑”“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等极富个性特征的言行。
就这样，三个“吴琼花”合成一个女主角，按照对敌斗争、自我斗争“两条线索”和“女奴——女战士——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精心设计，经四天四夜奋战，“娘子军”的女战士们的雏型渐渐形成，以《琼岛英雄花》为题的电影剧本在梁信笔下诞生了。
为听取意见，梁信将剧本送请当年琼崖纵队主要领导冯白驹、肖焕辉审阅。令他高兴的是，两人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勉励。更出乎意料是，他接到了上级没同意他改行的通知，也就是说他可留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继续搞创作。
梁信当即带着剧本，回到广州向领导汇报，并按照当时部队人员创作电影剧本必须先送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规定而上报。八一厂认为“很有基础”，有意拍摄。没想到不久却发生了意外变故。于是剧本就近转至珠影厂，但又久无结果。就在梁信表示“事已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之际，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戴碧湘感到“不能就这样埋没了”。于是商定，将剧本打印后分别改寄长影、北影和上海的天马、海燕、江南等制片厂，此时已是1959年初春。分寄给全国电影厂和剧团的剧本足足打印了40本，有的退回，有的毫无音讯。就在梁信绝望之际，接到了上海天马电影厂的电报，发报人是导演谢晋。
伯乐临阵荐剧本
沈寂，原名汪崇刚，1924年生，浙江奉化人。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肄业。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曾主编《幸福》、《春秋》等杂志。后去香港任电影编剧，编写《中秋月》《狂风之夜》《一年之计》等十部电影剧本。1952年，因参加爱国运动被香港政府无理驱逐出境，回上海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这位被公认为写老上海的行家，以《大亨》《大班》《大世界》——“三大作”著称，当然这是后话。而此时的沈寂遇上了人生的又一次波折。
2010年，在八万人体育场对面的上影公寓里，沈寂先生向我回忆这段重要的往事——
1957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成立，厂长是陈鲤庭。工作刚起步，“反右”斗争开始。第二年（1958年）天马厂党支部突然通知沈寂，说他在“反右”前有错误言论，但性质不严重，不作处理，照常工作。于是沈寂仍和其他编辑一起组织剧本。
1959年的一天，一本打印成册、封面题为《琼岛英雄花》的剧本扑入沈寂的眼帘，作者梁信。沈寂首先被剧名所吸引，他打开了剧本。一读，使他震惊：娘子军，新颖的题材；吴琼花，鲜明的人物。他不由被剧中共产党人与敌斗争的艰苦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结局是娘子军全部牺牲，更使他震撼和悲痛。凭着沈寂的经验，他马上认定这是一部可以拍摄的剧本。沈寂马上写好审阅意见正准备向上级呈报时，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却通知他，第二天下农村劳动改造。
这突然的决定，让沈寂呆住了。这里是他难舍的艺术天地，但对“改造”他无法抗拒。他定了定神，准备将《琼岛英雄花》和其它来稿一起交给组里的一位女同事，突然想起应先去向厂长陈鲤庭告别。按当时的权限，这位厂长除了惋惜，也无能为力。忽然，陈鲤庭提出当晚举行题材汇报会，请沈寂参加，也算与大家告个别。
沈寂回家整理行李，当晚黯然地参加汇报会。那天，所有的导演、编剧和编辑都到了。沈寂默默地坐在一旁听各人汇报题材，不过他惦记着那本《琼岛英雄花》，想到这是他惟一可以不经过编辑部的领导过目，而直接向艺术家们介绍这个剧本的机会，就悄悄地回到办公室，取出了剧本。当他回到会议室时，正好谢晋发言。谢晋说，完成了《女篮五号》后已无合适剧本，他准备下生活去。听到这里，沈寂递上剧本对谢晋说，这里有个剧本，我刚看过，非常不错。望着沈寂老熟人，谢晋笑着说，你的眼光不会错，一边接过了《琼岛英雄花》。
当晚，谢晋在灯下看起了剧本。当他一口气读完剧本后，立即感到这个戏的情节富于传奇色彩，人物出场很不一般，剧情结构引人入胜，有些场景很有意境，导演创作和演员表演有宽广余地。特别是琼花这个人物——一个受过深重压迫、性格倔强的女奴，色彩颇为鲜明，成长脉络清楚，感染力很强。第二天一大早，谢晋就迫不及待地就敲开了厂长陈鲤庭家的门，以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请求让他来导这个本子。厂领导投了信任与支持票，并同意让梁信来上海修改剧本。
沈寂夹着行李来到厂里，坐车正准备出发时，谢晋急匆匆赶到，告诉说，这个剧本他要了，要沈寂留下与作者联系。沈寂说，不行，我要去劳动改造了。“啊？”谢晋无奈地看着他，四目对持，沈寂不知再说什么，马上回到编辑室找出梁信的通讯地址，交给了谢晋。原本该是后来《红色娘子军》编辑的他，就这样被“押”着离开了电影厂。
望着远去的沈寂，谢晋的眼睛湿润了。他看了看手中的地址，当天向梁信发出了电报。
沈寂先在宝山农村劳动，后又转到上海电影局的农场“改造”。假日回到厂里汇报，有人告诉他，《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接到天马厂邀请，到上海来修改剧本。梁信问起怎么会用我的剧本，谢晋告诉是厂文学部一个老编辑推荐的。梁信提出见见面，谢晋不好意思说他已去劳动改造，只说他出差在外。半年多后，沈寂休假时听说厂里在放映《红色娘子军》样片，便满心喜悦悄悄地坐在大摄影棚的角落里，在黑暗中看《红色娘子军》。影片虽有删改，但优秀的剧本，充满激情的导演风格，豪情奔放的演员表演，加上动听的插曲，使他震撼。这时又有人告诉他，梁信也在上海并问他情况。沈寂不敢也不能露面，悄悄离开上海到农场继续他的前途难料的改造。
一年后，沈寂表现较好，批准回厂。1962年，《红色娘子军》荣获百花奖，全厂大会庆祝。沈寂坐在会场角落，和大家一起欢欣地鼓掌，为谢晋第一次荣获大奖而高兴。听说梁信在获奖会上又问起他，但他依然不能和他见面。当时有人甚至认为，他在改造期内竟未通过党领导而将剧本直接交给导演，单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分享《红色娘子军》获奖的荣誉。
沈寂在“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回到上影厂文学部。1979年，梁信编剧的《从奴隶到将军》由上影厂拍摄，由汤晓丹导演。梁信再次来到上海，在文学部，遇到谢晋，又问起沈寂。谢晋马上在楼下高呼，沈寂匆匆下楼。梁信一见到沈寂就开口介绍自己：“我是梁信！”说罢上前和他热情握手。沈寂只觉得他的手火热，还有些颤动。沈寂从未见过他，一时反应不过来。梁信却抱住他的双臂，满怀激情地诉说着他对沈寂的关怀：“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你，今天才见到你。”不等沈寂回答，又深情望着沈寂接着说：“我的《红色娘子军》全靠你推荐，我要感谢你。”听到如此真情的话，沈寂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回答一句：“主要是谢晋拍得好。”沈寂不再开口，怕忍不住流出泪水。
梁信以后在所有场合，凡谈到《红色娘子军》，总提到沈寂，还说沈寂可以称之为伯乐。
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盛典上，《电影传奇》的制作人崔永元特地录制了《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第一位发言的梁信讲述如何编写剧本，最后提到沈寂：“是上影厂的沈寂发现<琼岛英雄花>，他是一位有目光的编辑。”
沈寂后来对我说：“一位对中国电影有贡献而获得殊荣的人，他不谈自己的荣誉，却为一个长期受压，曾为中国电影做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人，竟在全国播映的谈话中，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这不是对我个人的回报，而是还电影史一个真实的记录。”
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
1959年，在举国欢庆建国十周年之际，电影界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献礼片。上海电影局和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为拿到《琼岛英雄花》而高兴。6月，很快打印出了剧本修定稿。经厂领导对修改本的审查，大家一致决定定稿为《红色娘子军》，并将它列为重点片马上投拍。
剧本甫一定稿，摄制筹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从剧本初稿开始就一直注意角色形象银幕效果的谢晋，为演员的选择与确定四处奔波煞费苦心。剧中另两个重要人物洪常青、南霸天，谢晋已从八一、北影厂请来了王心刚与陈强饰演。
1986年8月９日，在上海大世界与谢晋导演相识后，我与谢导曾多次交谈有关他的电影。而《红色娘子军》是我询问最多的一部。不记得哪一次，谈到选演员，又说到了《红色娘子军》。谢导回忆说，主角吴琼花可谓难选。按梁信的描绘“她有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我万没有想到，要找这一双眼睛，竟是那么难。”我在给梁信的信中曾诉苦说，“为寻找这双大眼睛，我几乎寻遍了东西南北。”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应邀去上海戏剧学院看学生实习演出的话剧《在和平的日子里》时，在后台一个名叫祝希娟的进入了谢晋的视线。当时祝希娟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为排练话剧她与一名男同学争论起来。这个男同学又高又大，可祝希娟在他面前一点不逊色。谢晋顿时觉得很像琼花那个气质，特别是那对火辣辣的大眼睛。为从方方面面了解祝希娟，谢晋后来多次来到戏剧学院，看她上课，又看她练钢琴。
祝希娟就此得到了谢晋的垂青。尽管如此，谢晋还是细心观察了一个多月，最终才决定把吴琼花这个角色交到她的手中。当时，学校有规定，凡在校学生一律不允许外出接戏。几经周折，谢晋还通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才把祝希娟招至麾下。还在学校上课的祝希娟自然对此毫无所知。被“上戏”恩师朱端钧称为“孤傲的女郎”的祝希娟，就这样幸运地走进了《红色娘子军》剧组，走进了女主人公吴琼花的内心世界。
祝希娟后来告诉大家：“那天真的很高兴，一路跑过来，就像《早春二月》里的孙道临老师一样，一边跳起来，那个树枝碰一下也是高兴的，一直到宿舍里，就告诉我最好的朋友。第二天，我到电影厂去报到，穿了件旧棉袄，自己缝的棉袄罩衫，梳着两条大辫子。那天吃饭的时候，电影厂的人到饭堂里都来看，说谢晋导演找了一年的女演员何许人也，结果一看，就这么一个又不漂亮，又不起眼的傻乎乎的大丫头。”
摄制组正式成立后，谢晋带领主创人员前往海南途经广州时，编剧梁信来了，谢晋没跟他说哪个演琼花，哪个演红莲，只说，你看看，这里头谁是吴琼花？结果，梁信却在七八个饰演娘子军的演员中，一下子指认出扮演“琼花”的是祝希娟。编剧的想象与导演的选择竟是如此吻合。
在海南主要任务是深入生活和选择外景，足迹遍及过去娘子军活动所到之处，包括曾风餐露宿浴血奋战的五指山区、原始森林、偏僻黎寨等地方。正所谓“功夫在戏外”，为了塑造好角色，祝希娟随剧组来到当年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海南岛体验生活，参加军训，在最短的时间里脱去女大学生的书卷气，从外形和气质上接近农村女战士吴琼花。与此同时，演员们大量编排小品，构建人物关系，揣摩表演分寸。
摄制组还专门请来了曾任娘子军连连长的冯增敏，带领演员们重返当年号称“小莫斯科”的“苏区”，一边回顾苦难遭遇和战斗历程，一边下地参加劳动、在“红色操场”训练。祝希娟回忆起那段“苦到了家”的日子十分感慨：谢导要求所有饰演娘子军战士的女演员每天必穿军装、草鞋，严严实实扎绑腿，迎着朝霞出操，烈日之下行军，睡觉“枪”不离手……
祝希娟说：“我第一次见陈强老师的时候就尊敬地叫他陈强老师，结果陈老师来了句：臭丫头！我顿时明白了。老演员就是老演员，他们已将生活融合在剧情中，我马上说：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生活里就注意培养感情，培养感觉，这样到了电影里表达就自然了。”
为期一个多月的下乡生活返回上海，谢晋又趁热打铁组织进行了系统的分场排练。
1959年12月19日影片正式开拍，在完成琼花受刑、常青被捕、南匪赔礼等内景戏后，全体人员旋即出发到海南岛拍摄外景。这是摄制组第三次下海南，也是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一次。谢晋在拍摄中一再强调“创作就是要创新，要求有创造性的劳动，不能满足于一般化的处理”的主张，他所表现出来的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给参与拍摄的人员留下极深印象。
剧中琼花外出侦察突遇南霸天、洪常青英勇就义震动琼花等情节，为了渲染人物感情激荡，谢晋要求使用变焦距镜头，这在当时还不多见。一个红军撤出椰林寨场面的录制，剧本上仅“人声嘈杂”四个字，而谢晋专门写了几百字的提示：涵盖口号、点名、叮嘱、讯问、告别等各种状态，以营造具体真实的“撤退”氛围……这些在银幕上虽然仅仅只是一刹那、一瞬间，观众可能根本辨别不出来，但在谢晋看来，它们合起来会给观众留下真实与否的印象，正如他所说：“所谓艺术质量，它像万里长城一样，是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
在电影界，谢晋执导的影片向以构思缜密独特而著称，尤其善于通过镜头特写的运用来反映人物的性格和情怀。影片《红色娘子军》中，他采用了大量的近镜和特写镜头来刻画人物内在的激情，通过人物眼神和表情特写来表现人物，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影片一开场通过对琼花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的特写将这个深受迫害的、性情泼辣的丫头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对南霸天特写镜头的运用则把他恶毒凶残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而外，谢晋在剧情上的“特写”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红莲嫁木头人，洪常青两次闯椰林寨、琼花夜逃等诸如此类极富传奇的情节大大增强了这部影片的可看性。
为那场枪击南霸天的戏。谢晋专门为祝希娟组织了一个她的家世：父亲被打死，还把皮给扒了，亲眼看到母亲哭瞎了眼睛。所以，当祝希娟一看到南霸天，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尸体马上就在眼前跳出来，完全进入规定情境那种感觉。谢导看到祝希娟那么愤怒，镜头朝眼睛推推推，推到眼睛大特写，透过这双眼睛，琼花苦大仇深的命运和正直倔强的性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这却是谢导当时现场的即兴之作。
遗憾：被删除了的爱情戏
我没有想到，对于这部可谓经典之作，谢晋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没想到还存在着深深的遗憾。他曾告诉我，这是他难言的痛：有一节重要的“爱情戏”被删除了——
原来，剧本中，吴琼花与洪常青确设置成恋人关系，在分界岭两人重逢这场戏中有这样的表现：
常青慨叹道：“一切变样了！”（注：指苏区扩大了，革命发展了）
琼花用同样慨叹的口气说：“人也变样了。去年从南家出来，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你知道那时候（注：指去年走出南家之时）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是……”她做了个无法说明的手势，“说不明白！”
常青看着她，微笑着问：“现在呢？”
“现在？”她抬起头，温情地看着他，又垂下视线；“也说不明白啊……”
按照作者构想，这是为他们安排的心照不宣的“爱情的发生”，或者说“爱情的萌芽”。在此之前已埋下伏笔，即在琼花违反纪律遭到关禁闭时，琼花向红莲敞开心扉，表达了对常青爱慕之心。剧本在此伏下一笔，以“一方背地里的一种真情流露”作为“爱情的提起”，给观众一个精神准备。紧随分界岭再遇之后，在椰林寨欢庆丰收、红莲与阿贵婚礼之夜，剧本又直接描写了琼花向常青表白爱情，在联欢会上传来的“十里长亭槟榔林，送郎当红军。槟榔自古为媒证，一片槟榔一片心”的歌声中，两人由赠送与接受一包槟榔正式“定情”。
梁信也坦言，之所以在剧中穿插他们之间的爱情，不仅试图表现纯真爱情，也是他们战斗生活的一部分，更为主要用意是最后把它运用到常青就义的场面上去，把同志、首长、领路人、爱人的关系融合在一起，加强主人公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告诉人们，先烈也深知生命与爱情的可贵，但为了我们的今天，两者皆可抛弃。
应当说，原稿中琼花和常青的爱情描写是必要而感人的，谢晋对这些描写也是赞同并赏识的，“女儿家组成的娘子军是很有特点的，应抒一抒革命的情。”实际也作了拍摄，但是在公映的影片中这些场景中爱情的意味全然不见了。
这事出有因。影片开拍不久遇上反右倾运动，针对该片的“战争残酷”“爱情多余”等风言风语随之而起，摄制组内也受到影响出现各种议论。不过，在厂方支持下，谢晋坚持把这部戏拍下去。
然而当影片拍摄大半时，北京来的和上海的某些领导，调去尚未修剪好的样片审看，提出两个关系到影片生死的意见：一是洪常青被敌人捉住，绑在树干上烧死的场面，感到太残忍了，要删去这场戏；二是说部队中男女之间不得谈恋爱，这是革命军队中的禁律。影片中洪常青跟琼花有许多互相爱慕的场景，一定要删去。
对于这些意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专门让其秘书给天马厂打电话催办。分管艺术生产的副厂长齐闻韶认为这两条意见很棘手。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也感到为难，要厂里与在海南岛拍外景的谢晋联系商量。电话中，谢晋反应强烈，执意不同意修改。
回上海后谢晋当面力陈己见：“作为导演我坚持剧本构思，除非你们作出组织决定，我才执行！”张骏祥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平静相劝：“那就算是组织决定吧，删吧！这是对你好。”
此事也惊动了主管领导陈荒煤。几经斟酌，陈荒煤采取折中态度，对谢晋说：“把词儿改改吧。”就这样，经过前后六次修改，影片最终删去了琼花向洪常青表达爱慕的台词，将爱情线索隐藏起来。但在镜头上，洪常青与琼花告别时，琼花的大眼睛明确地表达了爱慕之心，还是给人留下了暧昧的感觉。
诚如祝希娟所言：“后来黄宗英老师说了，你把这场戏剪掉，可是你剪不掉琼花看洪常青的眼神，因为它有个过程，你现在去看看青松岭再相会的那场戏，和看地图的那场戏，就是从这个时侯琼花开始从崇敬他变成了爱他，那眼神是不一样的。”
当时负责此事的齐闻韶后来回忆说：“影片上映后，深受观众喜爱……多次场合，谢晋总是遗憾地说：影片尽管剪去恋爱的镜头，但感情的戏、男女主角的眼神却是剪不去的。每当我听到他含有谴责的语调，就如针剌般地痛苦。”
张骏祥在回顾总结上海电影创作曾受“左”的倾向影响教训时，也主动“重新抖露”这一“失误”，诚恳承担责任：“我自己既吃过这些谬论与错误的干扰的苦头，又曾经在这些谬论与错误的影响下，干涉过别人的创作。虽然很多情况是来自上面的和当时舆论的压力，有些顶住了，有些却没有顶住……”
《娘子军连歌》永流传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这首已成经典的《娘子军连歌》唱遍全中国。创作这首歌的是作曲家黄准。黄准12岁参加革命，在延安，冼星海是她的音乐启蒙者。黄准荣膺2009年度“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和第七届中国音乐家协会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她认为，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在深入生活后的创作成果。出精品和一个人的投入有关，如果随口哼哼就算是歌了，歌词押韵就能拿来唱，很难会有深入人心的作品。“我们当时创作电影歌曲，很注重吸收民间音乐精华，曲子歌词也都是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提炼后进行音乐语言创作。”
1959年初春，当《红色娘子军》定稿后，还有件重要的事，就是要为电影插曲。谢晋当然知道，优秀的插曲不仅能为电影增色，而且将融合成影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剧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红色娘子军》是战争影片，插曲对于烘托气氛，点明主题尤显重要。为此，谢晋要选一个富有经验的作曲家担纲此任。
那天，谢晋在电影厂里找到了黄准，激动地说：“我拿到了一个好本子，你有没有兴趣为它作曲？”谢晋之所以找黄准，因为在此前，黄准曾为他拍摄的《女篮五号》所创作的插曲《青春闪光》很受观众欢迎。然而，黄准这次并未像谢晋那样激动，一边接过本子，一边说：“好啊，让我看后再说。”
黄准回家后，如同当时谢晋接到沈寂送上的剧本一样，也被剧中人物的命运和戏剧情节所吸引，当晚一口气读完剧本。第二天，黄准就找到谢晋，说十分喜欢这部作品，愿意担任作曲，但她提出希望早日去海南体验生活。
对于黄准慨然许允，谢晋自然是高兴不已。但此创作并非是作曲家一人的事，为此谢晋专门召集摄制组讨论音乐构思。
在最早的文学剧本中，剧作者选用插曲的目的只是在娘子军连成立时，增加一点成立典礼的庄严隆重气氛，由新参军的娘子军们自己演唱的队列歌曲，显然并不很重要。因此，讨论开始，有人提出红色娘子军是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影片，在插曲上不必创新，以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代替就可，这样又能使整部片子更有历史感、庄重感。黄准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革命历史歌曲虽好，但没有本剧的特点，更没有海南特色。”因此她主张影片《红色娘子军》一定要有一支娘子军自己的连歌，并当众夸下海口：“我一定要写出一首能够流传的，为群众喜爱的新的歌曲。”
在众人面前“夸海口”容易，而真正要创作出这样一首能流传的歌并非是件易事。黄准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实在太喜欢这个本子了。黄准没有食言，她立即与导演谢晋和编剧梁信一起乘一架小飞机来到海口体验生活。从梁信那里她知道，娘子军的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5月1日，“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共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位穷苦的农村女孩子，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勇敢地拿起了枪。最初，她们由当时的海南琼崖师部直接管辖，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等一些特殊任务。然而随着战斗形式的变化，她们很快投身到了战斗中。就在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一个月，她们参与了消灭乐会县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盘踞的沙帽岭伏击战，此后又参与了火烧文市炮楼等一系列战斗，威震海南岛。1932年8月，国民党警卫旅，陈汉光部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变得白热化。刚刚成立一年零三个月的女子特务连与红军一营奉命在马鞍岭进行阻击，迎来了最为惨烈的一战。战斗中，她们留下了一个班十人打阻击，直至弹尽粮绝，全部牺牲。不久，海南红军主力作战失利，娘子军只存在了五百天即被迫解散，散落于民间。黄准深深为娘子军所打动。
当晚，他们观看了海南地方戏——琼剧《红色娘子军》。黄准看了演出后不仅对剧中人物、情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被剧中音乐深深吸引了。那优美而委婉的旋律，那在别的剧种中很少能听到的新颖别致的乐器音色，还有那带有特殊风味及特殊效果的打击乐都令她大开眼界、惊叹不已，这由此打下她为影片音乐创作的基调。
一般而言，一部影片在投入拍摄以后，作曲者才加入进来。像黄准这样，先于他人深入生活的极少见。后来，她又随外景小组，第二次踏上海南的土地。影片正式开拍后，她又随摄制组来到海南，天天泡在拍摄现场，感受生活。三次深入生活，为她创作打下了基础。
一天，当她访问娘子军战士归来，伴随着脑海中娘子军战士那飒爽英姿的形象，开始了歌词的创作。“向前进，向前进……”然而这首歌只开了个头，她却再也创作不下去了，一连数日她都在这几个字前徘徊。黄准为此大伤脑筋，她真想放弃这首歌。但想到剧中的英雄人物，她又振作起来。终于有一天，她来到拍摄现场，当看到影片中党代表洪常青在烈火中英勇就义的场面时，影片中洋溢的仇恨的火焰和青春的炽热一下子就让她找到了歌曲的归宿，创作灵感伴着以往生活的积累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古有花木兰 ，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
经过反复思索和试唱，一段短促有力、浓郁深沉，且富有海南特点的旋律，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娘子军连歌》在她的笔下诞生了。随着影片的播放，《娘子军连歌》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电影插曲中的经典之作，为几代人所传唱。
来源：上海纪实
作者：马信芳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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