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人写桐城往事，天经地义，得天独厚。然而我最初不免有点担心，离开桐城客居沪上已三十年的“王顾左右”（本名王联合），能否用文字抓住那如烟似梦的陈年往事，又能否像他在酒桌上讲故事那样绘声绘色，或像其书法那样气韵生动？或许是因为桐城文化的雨露沾溉，又或许是因身为出版人的职业素养，王顾左右新作《言他：桐城往事》此番化身穿长衫的“讲故事的人”，追溯个人记忆，重述历史踪迹，反思乡土文化模式，汪洋肆意。

“记忆建立时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经典名言。作家往往都是凭借记忆重建时间的人，当然，他没有言明的是，作家的个体记忆所建立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时间，更是群体的时间，因为个体从来就不是完全孤立绝缘的原子，而是群体之中独特的“这一个”，他比常人更敏感地承受着时间的洗礼和时代的馈赠，也更博爱地连通着群体的共同认知与情感体验，更何况对于王顾左右这样的拥有“文学追记力”的60后来说，“亲历”使其获得在场的真实感，“途说”又使其获得不在场的虚构性，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小说自然就变得虚实相生，摇曳生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群体记忆就被完整而充满张力地建构起来，70后、80后乃至此前代际群体的个人记忆也由此而被唤醒和重建。这是记忆的魅力，更是文学的魅力。

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群体记忆，其实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就小说而言，时间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1930-1980年代，地点是乡土中国的缩影——桐城汤乔，人物主要是汤乔的村民尤其是以“刘大脚”为代表的女子们。“刘大脚”是激发作者写此小说的关键人物，是作者记忆中最熠熠生辉的那个传奇女子，在一个深夜被五爷从嬉子湖畔的殷实之家掳至汤乔，自此从大家闺秀变成了大脚踩在泥巴田里、嘴里叼着剃刀阉割猪仔的一介农妇，独自承受着娘家的断绝、丈夫的出逃、儿子的出走、女儿的骗婚等等苦难。她又像个无奈的旁观者，冷眼旁观着汤乔的历史动荡和社会变迁，刘氏家族三代人的浮浮沉沉、悲欢离合，仿佛“福贵”一般，沉默而刚、隐忍而坚韧地活着，活成了“从一开始就放弃仇恨的人”。刘大脚、刘义雄、刘凤、姚英、刘义直等“一系列神态各异的乡村怪人”，在这片土地上“流离”的命运悲剧，不免让读者唏嘘，甚至落泪，然而，小说毕竟不能止于讲故事，止于同情和眼泪，正如桐城籍美学家朱光潜批评“眼泪文学”时所言，“用泪表达得出的思致和情感原来不是最深的，文学里面原来还有超过叫人流泪的境界”。

基于此，我更喜欢的其实不是刘大脚也不是其他边缘女性，恰恰是刘义雄这个失败的“男一号”，因为在他身上，既有家族的重负，更有时代的烙印，他勾连起诸多女性人物的故事和汤乔与世界的关系，撑起重述历史的天空，又终究逃脱不了性格悲剧的命运。小说有意以刘义雄的故事为主线，贯穿始终，重述的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创业史、生命史，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光荣史和乡镇企业的兴衰史。一方面，他继承并发扬了其父刘五爷和其母刘大脚的性格基因和传奇性，“不甘于平庸枯燥的人生”，敢于挑衅和重组世界，由此，在负气出走若干年后又突然荣归故里，创办煊赫一时的“通辰植纤厂”，财富、权势乃至对女性的欲望都极度膨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被发挥到最大，达到其人生最辉煌的顶峰。另一方面，他又因为性格中的刚愎自用和源于童年创伤记忆的自卑情结，无法及早预判和有效应对行业竞争、产能膨胀等乡镇企业发展中的问题，由于盲目进行二期扩建，又遭遇苎麻丰收而国际苎麻成品市场价格的暴跌，而最终走向企业破产、妻离子散。

可以说，刘义雄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创业者，是桑提亚哥式的虽败犹荣的奋斗者，他的故事和命运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故事和乡镇企业命运的生动写照，而他的奋斗史似乎也在证明，人间有情而历史无情，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生住异灭，荣辱盛衰，时易世变，这是历史的常态。

郜元宝在“跋”中说道，“历史（尤其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昨天）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亟需‘打捞’”，然而，“所有美的，丑的，曾经的快乐，曾经的残缺，都注定要被眼前的毛龙河水带走”，我们又能从历史长河中打捞起什么呢？或许我们也只能像作者一样，通过个体追忆复活往昔的集体的乡村记忆，通过重述而把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而去的美丑、欢乐和残缺重新打捞上岸，让我们重温自己曾经的来处，迎向光明的去路。

尽管《言他：桐城往事》是王顾左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诚如陈思和所言，“本书的出版完善了中国乡土写作和中国乡土阅读的时空地图，是2020年中国原创乡土小说写作中的一个有影响的事件”。很显然，作者不愿落入以往乡土写作过分高雅化的窠臼，比如大书桐城派文化的濡染，而是有意识地降解和还原桐城文化的民间性和乡土味，特别是强化了作为一种俗文化的桐城文化对民众文化心理和日常行为的构建与影响。

对桐城人来说，“他们汲取的营养不只是桐城先贤励志的故事，也应该有渗透进底层凡夫俗子骨子里的乡风俗习、民间智慧、群际交往方式，这些组合成为人的灵性部分混合了桐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同样塑造了属于桐城的故事，成为桐城文化的一部分。”于是，方言俚语、红白喜事、桐城民歌、黄梅戏曲、猜谜游戏、荤素故事、看相叫魂、神鬼传说如此等等，这些粗鄙而“有内涵的俗”构成小说雅俗共赏的文化气息，氤氲着人物的嬉笑怒骂，慰藉着底层的苦难人心，成为漫漫长夜里最动人最乐感的一道光亮。

作者：江飞（文学博士，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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