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喀戎，便是希腊神话中的“人马”。它们分为——一类是人类的朋友，好莱坞电影中多次出现过；一类是人类的天敌，危害人类没商量，有时完全是出于任性，突发暴怒，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无任何原因。不但危害人类，也攻击神族。故宙斯曾告诫诸神：“勿招惹彼们，那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是中学生的时候，曾偶然从画册上见到一幅“人马”的雕塑图片，是罗丹的作品。那“人马”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上身即是人的那部分，向上伸直双臂，挣扎着，痛苦地扭动着，不达目的不罢休地，竭尽全力想要从马也就是兽的下身中脱离出来……

近十几年，每当我叩问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时，总是会联想到罗丹的“人马”。

人类无疑进化了的；不靠文化仅靠科技不能实现进化。往三四百年以前的历史回望过去，结果会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人类才是人类恐怖的天敌；人类对人类的凶残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凶残。任何其他物种都不会仅仅为了取乐而折磨其它物种，更不会自相虐杀、娱乐；人类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乐此不疲。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进化了。

但进化了的人类也就是“成功”地从人马的“下躯”之中脱离出来能以双足站立了的人类，心性就绝不再受“人马”之基因的影响了吗？

有些人做到了。他们可谓是“大写”的人，“纯粹”的人。

有些人仍在向往，所谓“进化尚未成功，自家仍须努力”。

有些人并无再进化的愿望，本质上还是“人马”，并且自适着。但人类的社会毕竟已经特别文明，治理社会的能力一再提高。所以本质上还是“人马”的人渐成少数，且不敢任性地造次了。这是人类进化的成就，使少数“人马”也具有了“后人马”的策略——寻常看不出，偶尔露凶暴。

而我以己眼扫瞄古今中外之文学现象，所见大抵可归为三类——一类以揭示人之“人马”真相为目的；一类以呈现人如何努力成人为要义；一类昭示人之为人之后的善好，并且证明这是人皆可以实现之事。

我不属于第一类作家。但我也创作过第一类作品，如《恐惧》。正因也创作过，深觉那不能成为己任，因为那创作过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我也不属于第三类作家，因为在我所感受的现实中，“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不是没有，委实甚少。并且，我对于何谓“纯粹”的人，目前也还是未得要领。

于是，我的创作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于是逐渐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现人不但要一心成为人，还想一心成为好人的过程。

这样的人是大多数。继续进化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命本能。这种本能的过程非是花蕾开放般的过程，而是自己对抗自己，自我挣扎的痛苦过程；失去的是马蹄和马皮，获得的是人的“全身”。

伪装的马蹄和马皮对于人也依然是有失尊严的；并且伪装而久也属疲劳之事。有痛苦则有深刻。我试图从此种痛苦中窥见深刻。

我之欣慰在于，古今中外，与我抱持同样之文学理念的作家居然不少，作品也比比皆是。我只不过在重复地做他们做过的事。我不因此而羞耻。

重复有重复的意义——为那些正努力从马腹中挣脱出来的人和自己点赞，在我这儿是为意义也。最后，当然也得说说我的新作《我和我的命》——只字不说就等于没完成约稿任务啊！

新作中的人物，如文婉之、李娟、张家贵等，几乎各自都有干脆像“后人马”那么自适地活在人世间的理由，但各自都不甘于那么活着；各自都认为那么活着也活得太没“人样”了。

方婉之们不怕“平凡”地活着，而怕自己会自适于像“后人马”那么活着！我以新作向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些同胞致敬！倘他们非是虚构的人物，并且存在于我的“社会关系之和”，我会引以为荣的，也会使我更热爱生活。

在我看来，倒是某些似乎“了不起”得很，“不平凡”得头快触到天了的人，其实本质上只不过是“后人马”，伪装成麒麟皮的马皮之下，包裹的是违背进化论的魂。

小说中，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命运有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也有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生活依然复杂性，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我写“人世间”热气腾腾的生活，更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更写人与自己相依为命。同时不断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善好”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伦理上的，也是生命境界上的。

李敬泽说过，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我愿意迎难而上，保持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

对金钱和财富的无止境的贪占心是可耻的；倒是方婉之和李娟们那种平凡而有尊严地生活着的人，在我看来，有着成为优秀“新人”的潜质——起码相对于各自的上一代人是“新人”。

向方婉之学习！

向李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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