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联抗纪念馆

1940年10月10日，“联抗”部队在江苏省泰县的曲塘镇宣告成立。这是一支非常特殊的抗战部队，在四年时间里，该部队灵活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新四军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方共创的武装

1940年，新四军挺进苏北后，在黄桥决战中消灭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进犯部队，基本结束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苏北不抗日、只扰民的统治。

但此时，在沿长江和里下河一带仍驻有三四万国民党非嫡系部队。这些部队在韩德勤主力大部被消灭后忧心忡忡，即便知道新四军坚定履行团结友军一同抗日的诺言，他们也还是心存疑虑，企盼在新四军和他们驻地之间能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驻扎一支他们能信任的部队。

经双方沟通，最终确定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的名义组建“联抗”部队。1940年10月10日，“联抗”成立，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黄逸峰（中共秘密党员）担任“联抗”部队司令。

“联抗”成立之初，采取的建军模式是：只要同意抗日，余皆不问。其成员来源较复杂，主要包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特务营中的一个连；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部的一个中队；税警团陈泰运部的一个连等。部队成立之初，按照部队到达先后编为四个大队。

“联抗”部队成立后，一方面积极扩军，组建部队；另一方面，积极协助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筹备召开曲塘和平会议。10月30日，曲塘和平会议召开，通过了包括抗战合作、实现民主政治、停止一切反共行动等九项重要提案。11月15日，黄逸峰出席在海安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并被选为议长。此后，他继续利用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和“联抗”部队的特殊形式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党绝对领导下的外围军

“联抗”成立后，由于采用多方共建的模式，导致它具有与其他新四军部队迥然不同的特点。它的构成较为复杂，实行旧军队的军衔制和薪饷制，较为缺乏政治工作的传统，官兵的政治觉悟较弱。

针对这一情况，除毅、粟裕等认识到，既要兼顾“联抗”的特点，又必须加强党对“联抗”的领导。1941年5月，“联抗”奉师部命令，除留下二大队二中队和曲白军政委员会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部队转移到东台横河一带进行整训。

整训期间，陈毅对“联抗”的发展方向作出明确指示：你们名义上不是新四军，但实际上是属于党绝对领导下的外围军，所以要以新四军的标准改造部队。

▲“联抗”并入新四军主力部队后部分干部合影

为此，“联抗”部队废除了军衔制、薪饷制，改为大家一样的津贴，士兵生活条件也有一些改善。1941年9月，新四军军部任命黄逸峰为“联抗”党委书记，归中共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指导。新四军军部先后派张敬人、卢涛、贺敏学等党员到“联抗”，充实“联抗”党的力量。司政机关和各个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到1942年冬，“联抗”党员已占部队总人数的35%左右。

编入新四军

在党的领导下，“联抗”逐步成长起来，从一支联合抗日的武装成长为党的抗日武装。在反“清乡”、反“扫荡”、反“伪化”斗争中，“联抗”部队与日伪军作战20多次，俘敌1000名。

1943年初，日伪对苏北进行“扫荡”，税警团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总指挥崔陈泰运逃跑，其残部与“联抗”联系，希望得到帮助。当晚，在“联抗”部队的掩护下，税警团余部安全转移到苏中三仓河一带。但陈泰运非但不感激，反而撤掉林叙彝、李浩等人职务，任用从日伪投降回来的江振南、符学才为第一、第二团团长。此后，陈泰运还不断挑起与“联抗”部队的摩擦。

1944年9月，新四军集中苏中各分区主力，在“联抗”配合下发起了讨伐税警团的战斗。经多日激战，税警团大部被歼灭，残部在如皋和泰州的日军接应下逃走。此役收复顽伪据点十余处，使苏中各分区连成了一片。至此，“联抗”周围的国民党军，除了李明扬部少数人外都已不复存在，“联抗”作为缓冲力量和外围军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此后，黄逸峰调任苏中第1军分区司令员，“联抗”部队两个团正式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