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广场边，延中绿地内，一座西方古典风格建筑吸引着四方来客的目光，她就是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上海音乐厅。

作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之一，这座1930年建成的“城市音乐客厅”在经历了大修、平移和多次修缮后焕发新生、华丽归来，继续讲述她的传奇经历和上海这座海派城市的文化故事，展示这栋值得被一再阅读的历史建筑的无穷魅力。

一个半甲子，定格多少光影与音符的记忆

上世纪二十年代，偌大的上海找不到一座具备国际水准的电影院。在此背景下，上海音乐厅（当时名为南京大戏院）应运而生。1929年，当时的社会名流何挺然名下的联怡公司向潮州同乡会会馆租地，在八仙桥爱多亚路523号（今延安东路）投资建造一栋名为“南京大戏院”的建筑，并于1930年3月26日开业。选址于当年这条商铺众多的商业街，显然是出于吸引目标客流的需要。开业当天首映的是“全部歌舞对白有声巨片”——美国环球公司出品的《百老汇》，由此成为了上海第一家播放外国电影的影院。

从彼时的“南京大戏院”到1950年更名为“北京电影院”，再到1959年命名为“上海音乐厅”，名字的更迭也叙述着其功能的演变。音乐厅的舞台在设计之初讲究“亲民”，既小且浅，方便在放映电影之外安排其他戏班演出。抗战胜利后，京剧大师梅兰芳复出表演《贵妃醉酒》、其与“俞派”泰斗俞振飞在此合作的第一场戏《双奇会》都引起不小轰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主要以播放电影，表演杂技、马戏、中国戏曲为主，是当时最豪华的电影院，曾获得美国福克斯公司和米高梅公司的新片专映权。

由于南京大戏院的设计更多考虑的还是当时默片放映时的乐队伴奏，这使得她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优先列入了上海改造专业音乐厅的备选项。1959年，中国古典音乐界的灿烂群星汇聚一堂：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一曲《夜莺》、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奏响《梁山伯与祝英台》、指挥家司徒汉指挥大合唱《幸福河》……这台代表着当时中国最高音乐水准的演出，见证了她以“上海音乐厅”这一新名字焕发新生。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绕着音乐厅通宵排队购票的回忆、对古典乐的渴望和追求，让她成为无数上海观众念念不忘的文化地标。交响序曲《红旗颂》、大合唱《中国·我可爱的母亲》从华丽的音乐殿堂流淌到百姓的质朴心间，成为永恒的红色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此奏响第一个凄美的音符，引领中国音乐走向世界；闵惠芬、郑石生等中国音乐家也从这里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代中国音乐人和观众心中的偶像。

翻开上海音乐厅的时光相簿，老乐迷的记忆一定会长久停驻在2005年底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上——这是指挥大师杨松斯第一次率团访沪，就在来沪前不久，他被确认为2006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执棒者。在16年前的那两个上海冬夜，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等的经典旋律响起，德奥乐团严谨醇厚的传统让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观演人群中不乏指挥家卞祖善等国内名家。

2007年深秋，为迎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梯勒曼麾下的慕尼黑爱乐乐团，音乐厅舞台两侧的音罩被打开，以便容纳乐团超过百人的庞大编制。慕尼黑爱乐上演了查德·斯特劳斯的《唐璜》等多首德奥作品，加演的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气势恢宏的和声，更让这一晚成为乐迷心中的不眠之夜。

钢琴大师安德拉斯·席夫或许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第一次来上海举行音乐会，就创下了上海音乐厅独奏会的加演纪录。那是2013年的初夏，许是因为上海观众的热情点燃了席夫心中的火焰，在全场疯狂的欢呼喝彩声中，他九次返场加演八曲，时间长达58分钟。加演曲目包括巴赫《意大利协奏曲》、舒曼《C大调幻想曲》第三乐章、门德尔松《庄严变奏曲》 《纺织者之歌》……当席夫第九次返场弹奏起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咏叹调时，有观众已泪如雨下。很多乐迷表示，这是上海多年来最富传奇性的一场独奏音乐会。

茱莉亚四重奏、哈根四重奏、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圣马丁室内乐团，知名团体悉数到来；钢琴家傅聪在家乡上海举办的首场协奏音乐会、大提琴家王健的全套巴赫独奏大提琴组曲专场音乐会，上海音乐厅记录下众多艺术家的高光时刻……

“无心插柳”下，造就“打着灯笼也难找”的音效

有人将上海音乐厅称为“凝固的音乐”，因为她外表高尚具有艺术魅力，建筑上的装饰多变化且有层次，色调淡雅。古典的柱子与券门配合得比例匀称，使人产生富有节奏与旋律的感觉。踏入其中，便如闻交响乐的主题旋律重复、变奏、展开、派生、对比、再现……

上海音乐厅的设计者，是第一代留洋归来的华人设计师范文照、赵深。与后来归国的陈植、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样，他们也毕业于被称为“建筑师摇篮”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并深受当时西方古典式建筑风格和折衷主义的思路的影响，即将西式建筑中融入中国传统建筑的局部。

1930年的南京大戏院堪称是这种风格的“集大成者”。占地面积1381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共四层，外墙下部汰石子墙面，上部为红釉带褐砖的清水面。建筑立面为简化的新古典主义构图，比例优美，入口雨蓬上方的爱奥尼亚式横梁与圆形壁柱，构成三开间的壁龛和三扇圆拱形窗。楣梁上方檐口下有一块浮雕，形成典雅的装饰风格和优雅的构图，虚实对比强烈。门厅内有一座仿巴黎歌剧院的大楼梯通向楼厅；二层的柱子用华丽的罗马复合柱式，组成列柱柱廊和列柱券廊，黑色大理石的柱头与白色的大理石柱身形成强烈对比。它们与六扇大门的华丽门厅、富丽堂皇的穹顶、汉白玉的台阶等设计搭配协调、富有层次。章明设计师事务所主任设计师、上海音乐厅文保区总设计左承岦认为，上海音乐厅的许多设计和细节处理，即使放到现在依然值得称道。例如音乐厅入口大厅中气度非凡的16根罗马式立柱廊柱；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三折楼梯和二楼长廊；剧场四周精巧美观、富有层次的装饰构图；穹顶上细致复杂、富有动感的云纹等。

毫无疑问，上海音乐厅是中国建筑师设计西方古典式建筑的一个成功例证，也是近代上海戏院建筑的发展的鼎盛时期的标志，它预示着中国建筑师自此登上上海戏院建筑设计的舞台。

有意思的是，在上海音乐厅建成后，范文照受到了新的建筑风潮影响，开始积极提倡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1934年，范文照撰文对折衷主义表示反省，对于那种“拿西方格式做屋体，拿中国格式做屋顶”的做法表示“尤深恶痛绝之”，呼吁“大家来纠正这种错误”，同他当年“全然守古”彻底决裂，并提倡“全然推新”的现代建筑；甚至提出了“一座房屋应该从内部做到外部来，切不可从外部做到内部去”这一由内而外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赞成“首先科学化而后美化”。建于1941年的美琪大戏院，便是他新建筑思路的代表作。舍弃了外表的富丽堂皇，追求功能合理、布局紧凑、经济实用，这样的建筑理念延续到了今天。

不过，古典主义风格的上海音乐厅绝非“绣花枕头”，如此多的大师名团青睐这里，绝非是因为华丽的外表，而是上海音乐厅具有世界上最顶尖的音响效果——全场每个座位覆盖长达1.5秒到1.8秒的混响，指挥家陈燮阳称其“打着灯笼也难找”；“空气中似乎都有电流”，这是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艺术总监大卫·芬克尔给予上海音乐厅音效最高质量的评价；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也曾赞美:“这里的音响效果是上海最好的，无论演出者和听众都愿意选择这里。”

顶级音效的“秘密”很复杂，但可以肯定是当年“无心插柳”意外结出的硕果。据左承岦介绍，建筑的混响效果来源于多个方面，主要的因素是空间形状和大小、墙面材料的“吸声率”等。上海音乐厅建造之初主要是满足放映电影的需求（混响要求0.8秒），但靴形的结构加上面积、舞台高低、甚至墙壁和穹顶雕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她的混响明显“超标”，达到1.5秒以上，这对电影放映未必十分有利，却与美妙的音乐堪称天作之合。1959年，为了测试上海音乐厅混响时间，考虑到人体对声波的吸收，有关部门特地从部队调来1000件军大衣，夜深人静时进入音乐厅，一件件地蒙在座位上，模拟全场坐满上千名观众的情景。最终，完美的效果让这座建筑正式成为了上海的城市音乐厅。

九十余载光阴，上海音乐厅经历过多次修缮、大修甚至平移。2002年9月，为了配合城市改造规划，上海音乐厅进行了平移修缮工程。

当时年迈七十的音乐厅，体重多达5650吨，在平移中被抬升了3.38米，并从现在的高架西藏路口匝道口处向东南方向平移到现在的位置，一共走了66.46米，在全国建筑平移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让风烛残年的脆弱墙体、木结构屋顶下没有隔墙的危险结构，扛住平移时的诸多风险，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施工人员因为害怕激起对历史建筑的震动，不仅小心将音乐厅内外都“五花大绑”，对接新柱墙时，甚至一律用手工工具，凿除了整整2800立方的混凝土。平移后的音乐厅，坐落于花木掩映中。外部保留了西洋建筑的历史风貌，内部设施则以“海上蓝”的主色调重新设计，更为典雅精致。在竖琴状的灯架和暖色调灯光辉映下，纯木制作的古铜色古典欧式座椅搭配淡青色坐垫，让观众如置身蔚蓝海浪、无边月色中聆听仙乐，颇为浪漫。情侣们都将音乐厅作为心目中拍摄婚纱照的理想胜地。

2019年3月起，经过十几年高强度使用的音乐厅“不堪重负”，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封闭修缮。自去年9月完成修缮重新开业至今，上海音乐厅增加了两万多名会员。在疫情影响下，今年前10个月依然有296场音乐会在此上演。每年对标国际一流艺术机构，积极引进名人、名团、名家，努力打造成为“经典的殿堂、时尚的窗口、音乐的家园”，为上海、全国、全世界的观众带来艺术无疆界的真正享受，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上海音乐厅，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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