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

刘晓峰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端午历史悠久，节俗丰富，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关于端午的起源，有屈原传说、伍子胥传说、曹娥传说、马援传说等众说纷纭；关于节俗，有常见的吃粽子、赛龙舟、悬艾人，也有不太常见的炼剑、铸镜、采药、射柳、送瘟、赠衣、赠扇……在本书中，作者以史料为依据，从时间和地域两个维度，对端午的起源、节俗、文化、流变、现状等进行了细致地讲述，精心挑选与端午相关的高清古图近70幅，全彩再现悠久而活泼的端午。

>>书摘

引子：

节分端午自难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唐·文秀《端午》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五月，楚国的汨罗江畔，徘徊着一位形容憔悴的诗人。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是楚国贵族。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经是楚怀王的重臣，历史记载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对内他为实行变法而奔走呼号，对外则提出联齐抗秦的主张。可是，才华横溢并深深热爱楚国的屈原，因为自己的政治见解遭到了楚国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和仇视，不仅正确的主张得不到楚怀王的采纳，反而一度被放逐出楚国首都郢都。楚怀王武关会盟中计客死秦国后，接下来继位的楚顷襄王偏信令尹子兰，对秦一味采取绥靖政策，屈原再次忠言进谏，却又遭逢被放逐的命运。二度放逐已经使诗人悲愤满腔。而就在这一年，秦国大将白起率领秦国的精锐军团攻陷了郢都。眼见自己矢志尽忠的祖国直面沦丧的命运，屈原满怀一腔悲愤，怀石自沉于长沙东北的汨罗江中，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时年六十二岁。

▲[ 唐 ] 李昭道《龙舟竞渡图》

屈原的死表现了他坚持理想、坚持高洁的品格至死不悔的精神，也是对楚国腐朽旧贵族统治集团的一种抗议。他以死明志，感动了古今千千万万的人。传说当他投江的消息传来时，渔夫们纷纷划起船到江中去救他。这就是后世端午竞渡的起源。屈原以忠见谤，以信见疑，赋《离骚》而见志，投汨罗以殁身，其志可哀，其情可悯。后人为了纪念屈原，不仅每年五月五日赛龙舟，而且投粽子于湖中。人们常说，这就是端午吃粽子的起源。

屈原的作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屈原是我国最早的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他的影响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全世界。所以，纪念屈原的端午节，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又是引子：

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

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

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

——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

▲[ 元 ] 王振鹏《龙池竞渡图（局部）》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唐玄宗写下的端午节诗句。有关唐玄宗时代的端午节，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传说。

据说，大唐天宝三年（744），有人从扬州进贡了水心镜一面。这枚镜子“纵横九寸，青萤耀目。背有盘龙”。进贡镜子的官员李守泰说：当铸镜时，有一位自称“龙护”的老人，对铸镜工匠吕晖说：“我老人家懂得怎么铸造真龙镜。”于是进到了铸镜场。铸镜场门锁了三天，开门时却再也找不到这位老人，只是在火炉前留有一封信，上面写着：“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时有像，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吕晖于是把火炉移到长江江心，在五月五日午时铸成了这枚镜子。唐玄宗于是命令相关部门收藏好这枚镜子。天宝七年大旱不雨，唐玄宗召来著名道士叶法善祭祀这枚龙镜，结果盘龙的龙口突然出来了白气，须臾满殿都是，而外面则是甘雨如注。

这个传说太神奇了！ 一面镜子怎么会被赋予如此神奇的力量？为什么故事中要强调这面宝镜铸造于五月五日午时？实际上，我们今天存世的汉代古镜上，经常有“五月五日午时造”的铭文。为什么五月五日午时铸造的镜子这么神奇？这个看似神奇的故事，究竟缘何出现？你是否知道这些故事背后，潜藏着古人怎样的想法？

争斗之节

龙舟之“竞”，是端午节俗的重要表现。“争竞”“争斗”其实是了解端午节俗最重要的关键词。《礼记·月令》说五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五月是一年阴阳转换的重要转折点，阳迫于上，阴动于下。与“阴阳争，死生分”相关联，五月形成了一系列以“争”和“斗”作为核心的节俗。《隋书·地理志》记南郡、襄阳二郡“竞渡之风尤甚”，并记“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从讲武所出”，“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小南一郎分析这种卜年行事说，从那阴阳两种因素争胜负的行事方式，可以窥测存在于其背后的宇宙论性质的观念。这是看得非常准确的。我们已经知道，端午节的节俗与自然的阴阳二气循环有重要的联系。既然认识到五月“阴阳争，死生分”，按照古人的思路，他们是不会仅仅停留于应当顺应阴阳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的，还期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调理阴阳。

▲[ 清 ] 佚名《十二月行乐图轴·五月竞舟（局部）》

问题是古人怎样调理阴阳呢？古人所依靠的，主要是巫术式的方法。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分析过巫术赖以建立的两个思想原则，一个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也就是说只要物类相同，那么改变同一种类事物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古人过冬至，因为是阴盛阳衰，所以常常赦囚、清理监狱。这是因为监狱是“阴”，清理了监狱的“阴”，天上的太阳的“阳”也就得到补强。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他称前者为“相似律”，后者为“接触律”或“触染律”。他认为，巫师根据第一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想做之事的逻辑；而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巫师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被那个人接触过。弗雷泽把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作“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把基于接触律的法术叫作“接触巫术”。

按照古人的思路，正月与冬春交替相关，为除旧布新之时，端午与夏至有关，是阴阳变化极为激烈的时期。在这样两个阴阳转化新旧更替的特殊时间，通过对天地阴阳之气相争进行模仿，会促进阴阳之交，进而达到促进人类和万物的繁殖，达到人畜与稼禾兴旺的目的。在端午节俗中，依照模拟巫术的法则衍生出来以“斗”“争”为核心的民俗，如闺中少女的“斗百草”，端午前后举行的拔河活动、骑射比赛、龙舟比赛，实际上都属于这一类。

斗百草

端午的争斗类习俗中，最小的要数女儿家们的“斗百草”。《遵生八笺》云：“五日踏百草，又作斗百草之戏。章诗云：‘今朝斗草得宜男，五日蓄兰以为浴。’”古代斗草不仅限于端午，但端午盛行斗草，是毫无疑问的。说到斗百草，当然要提到晏殊的《破阵子》，这是写到斗百草习俗最有名的一首词：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香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 清 ] 金廷标《儿童斗草图》

虽然这首词写的是清明节斗草，但在古代人的生活中，斗草给小儿女们带来何等愉快，这首词可谓反映得活灵活现。和斗百草相关的，《隋唐嘉话》还记载了唐代安乐公主一段逸事。大诗人谢灵运，原本长一部漂亮的大胡子。谢灵运被杀前把这部胡子施舍给了南海祗洹寺塑维摩诘像用。到了唐代，大谢小谢都已经是唐代诗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部胡子于是也就成了寺中一宝，广为人知。后来到了唐中宗时，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非常想在五月五日斗草中取得胜利，竟然突发奇想，想到了用谢灵运的胡子装成草。于是派人去寺中取来胡子试用。大概用起来果然比一般的草结实许多，她又冒出生怕别人也会打这部胡子的念头的想法，于是派人又去庙中把胡子一根不留全部剪下来。写过“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谢灵运一部大好胡须，如果流传到今天一定成为天下名物，可怜却因了一个要在斗百草中取胜的好强想法，就此一根不存。

斗草一俗，在清代也很流行。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描写香菱和几个丫头各采了些花草，斗草取乐。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有罗汉松；豆官说我有姐妹花，香菱机智地回答说我有夫妻蕙。这段故事，广为人知。

骑射之争

孔老夫子说：“君子无争”，如果有所争，那“必也射乎”。和今天的体育课一样，射箭本来就是古代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历史上，端午节北方还有射柳之俗，这实际上也是争斗的一种。典籍中所记载的北人射柳之俗，起始时间远远落后于南方赛龙舟之俗。今天所知最早的记载，仍是唐末。至于其起源，黄石先生《端午礼俗史》以为，射柳之俗起于唐末，但实际上并非承袭古制，而是吸纳了胡俗。

▲[ 五代 ] 佚名《获鹿图卷》

据《文昌杂录》，华人射柳始于唐，由后之史料比较，知此俗亦非唐人所创，亦非沿承古制。李唐起于陇西，与胡狄夙有渊源，太宗时已与吐蕃缔国交，天宝末安史之乱，又与回纥结盟。吐蕃回纥具西北民族，向来尚武善骑射，虽无历史明文为证，亦可推知清明或端午以骑射为度佳节的戏乐，必盛行于尚武民族间。吐蕃回纥与唐交错，文化交流，很可能把射柳练武之风，传入中土。适唐宫端午有角弓射粉团之戏，武夫仿行，改射粉团为射柳，其源流是很明晰的。契丹女真两族，亦起自塞北，与吐蕃回纥时相接触，从他们那里学得寓演武于岁时娱乐，也是极可能的事。两族乘宋人文弱，先后侵入黄河流域，立国于华北，以幽燕为国都，端午乃至清明，都下盛行此戏，君主且亲临观赏，以示共乐，且意在提倡，俨然是朝廷的岁时大礼。汉人仿而行之，故南宋时渐渐流行，历元明清三代，此俗尚相沿不废，从此，国人端午又多一戏乐了。这样看来，端午射柳，纯然是异族传来的岁时礼俗，可断言矣。

中国北方的历史自南北朝以降直到隋唐时代，一直与北方骑马游牧民族的南下相联系。立足于这一历史时期北方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的背景来审视，黄石先生所言，实是很有见地的看法。笔者在这里只有两点补充意见。其一，尽管端午的射柳很可能如黄石先生所言，“纯然是异族传来的岁时礼俗”，但它能最终成为中国北方长期流行的端午节俗，和中原上古的文化发展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中国上古文化传统中，“射”自来就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和非常高的地位。

上古神话中有“羿射九日”的传说，足见“射”的文化起源之早。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掌握了射箭的技术。一万多年前，人们已经使用石头、骨头、玉石等制成的箭头。有些箭头还具有鱼钩般的倒钩。甲骨文中有“三百射”“射”“多射”的字样，可见当时已经有特殊的弓箭部队。在西周时代，射箭除了用于军事和狩猎，还被用于宗教祭祀、外交会盟。在学校教育中，习射也非常受重视，是古代“六艺”亦即“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一个重要的科目。王昶《戏论》称：“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于六艺。若欲戏，唯得射而已。其余不得为也。”诸侯贡献于周天子的“士”，也需要有善射的本领。《礼记·射义》云：“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官……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周代尚礼，还有专门的“射礼”。“射礼”是礼仪程序化的射箭项目。按照不同等级、不同场合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大类。射礼的整个程序非常复杂，这里不多涉及。射箭作为“文武”两道的“武道”文化，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非常高的地位。古代源远流长的“射”文化，为端午“射柳”习俗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作者简介

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硕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博士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从事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并努力开拓由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组成的汉字文化圈回视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视野，在时间文化研究方面上着力最多。有著作多种，包括：《端午》《东亚的时间》《日本的面孔》《亚细亚民俗研究》《日本的危机》《汉历东传——中国岁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