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莉

“教育家办学”是人们的教育诉求。然而，教育家在哪里？　有人悲观地说，就像今天出不了大师一样，不可能有教育家了，对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等教育家的缅怀成为他们的一种寄托。可也有人说，教育家也没那么遥远，看看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辉煌，各种教学模式层出不穷，我们还缺教育家吗？“浙派教育家”、“苏派教育家”……各种“教育家领航工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似乎教育家就在我们身边……

尽管如此，社会对教育家的呼唤仍然愈演愈烈。尤其是一些“被教育家”的校长们也在受到质疑，他们真的可以称得上教育家吗？　教育家究竟在哪里？教育家到底是什么样？

当代教育家已然存在，只是需要时间检验

教育家的光环效应常常是滞后的。当代教育家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还无法感觉到或是确定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把他作为功勋卓著的教育家来看待，而是后人站在社会发展视角加以审视，赋予他“人民教育家”的无上荣誉。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中学，将职业技能的培养引入中学，在当时不仅不被人们认可，甚至被嘲讽说他做的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事情。

然而，教育家就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且践行着自己的选择，最终被社会所认可。当今校长们的教育思想转化成为一种教育实践需要足够时间探索，其教育思想的价值与实践意义还有待历史的检验，校长影响力的形成更是需要时间的积淀。

教育家的孕育是时代产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发生经济下移、政治下移和学术下移“可谓三位一体的社会革命”，涌现了以孔子、老子、墨子等为杰出代表的第一批教育家群体，近现代社会民族的危亡培育了一批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实干精神和平民本色的教育家。有学者提出“动荡时代最容易激发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因为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对每个人的生存、前途和命运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只有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才能应对挑战。”

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原本应该是最容易点燃教育激情、催生教育思想的时期。然而，现实并不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在被喻为“智能社会”的今天，知识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的学习速度。个人驾驭知识的能力与信息增长速度不匹配，校长们在学校教育中提出原创性思想的可能性在增加的同时，挑战性也大大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合作与分享，绝对权威在泯灭。与此同时，社会节奏加快，就工作在一线的校长们而言，他们无暇对教育本质与教育过程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与理性思考；正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为大家瞩目的当代教育大师也是罕见的。

教育家型校长不是遴选的，更不是培训出来的

当前，人们一方面抱怨着教育家缺失，另一方面又在缔造着所谓教育家的“传奇”。特别是近10年，教育家在一定意义上“被异化”。具体体现在：

第一，把工作的投入和无私的奉献当作是教育家的标准，像推选劳动模范一样在选拔教育家；

第二，教育家被当作是一种称号、一种荣耀，让一些急功近利的人盲目追逐；

第三，教育家常常集聚在升学率高的学校，他们垄断着优质的教育资源；

第四，“被教育家”的校长在“学区化”、“集团化”中被赋予了无限的责任与使命；

第五，教育家被简单理解为要著述立说，误导一些校长沉浸在杂乱无章的概念狂想中；

第六，力图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快速打造教育家，确立教育家地位。

所有这些，都背离了教育家的真谛。

事实上，教育家型校长不是遴选的，不是缔造的，更不是培训出来的。教育家型校长是自我塑造的。他们的精神与人格，他们的思想与情怀，他们的实践与创新感动并鼓舞着世人，赢得社会公认。我们之所以如此敬重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是因为他们不是被政府“冠名的教育家”，也不是自我包装与宣讲出来的，他们是在将自己融入到教育事业中铸就的。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折射着教育家的纯粹与高尚。晏阳初是以其平民教育情怀与鲜活教育实践享誉世界。而且，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代，教育家让世人所折服的都不是什么神奇的想象，而是源于一种朴素的教育选择与一种执著的坚守。叶圣陶先生提出“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让学生决不止于头脑里能懂、口头能说，必须行动上真能做才行”，总之，教育家是在自我选择与坚守中征服世人，是自我塑造的结果。

教育家型校长的成长需要有宁静和自由的生态环境。当前中国社会过于浮躁，各种变式接踵而至，学校缺乏一种安安静静的办学环境。校长疲于奔命地应对着各种会议、检查、参观，走穴于各种演讲与报告之中，他们“被改革”“被教育家”，从环境改造到文化建设，从课程建设到综合素质评价，从绩效工资到教师专业发展———校长们常常在改革的漩涡中挣扎。正是这些诱惑的撕扯和牵引，消耗了他们的时间与精力，使他们失去了本应有的一份专注，学校变革也因此失去了突破与创新的契机。

办学校不同于办企业，因为教育承担不起失败

教育家型校长需要走出对经验的满足，学会理性的思考。很多校长不缺乏工作的投入与奉献，甚至不缺乏管理中的智慧与艺术，缺失的是对理想教育的独立思考。有些校长们满足于对自己所熟悉事物的驾轻就熟和得心应手，自恋于一种办学业绩的取得与实践经验积淀，被眼前琐事遮挡视线，缺乏对理想教育的本质追问，丧失了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深层次审视和对鲜活办学经验的凝练。

“由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由抽象的思维回到实践”，教育家的思想也是在这样循环往复中形成与升华。校长们需要自觉地将自身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使之概念化、结构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定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教育家型校长需要回归教育的本原，关注每一个人的成长。中国现代社会将教育异化为一种淘汰和筛选的工具。家庭与社会重视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通过教育获得的这种选拔与发展机会。越是名声显赫的学校承载的负担越重，为了迎合家长和社会的需要，学校偏离了教育的本源。真正的教育家办学不应是以学生学业成绩为重点论成败的。教育质量与学校声誉是由学生未来的发展铸就的。“办学要看十年后”，映射着真正的教育家的追求。总之，今天的教育不仅面临着学生成长与成绩的冲突，也面临着学生个性需求与社会价值的冲突，真正的教育“要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进人的发展”，让教育照亮人成长的每一个细节。

教育家型校长是教育生态的维护者，而不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掠夺者和垄断者。现实中，政府与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一些有优势的学校更加强势起来，他们在享受着特殊的政策、占有着得天独厚的各种资源、千方百计招收着最优秀的学生，似乎这里才是教育家成长的摇篮。不能否认，能够做好精英教育的也一定是教育家，但真正的教育家不应该只是做精英教育。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提出“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点燃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热情，办让所有人向往的学校才是这个时代最可贵的教育家。被传颂“推倒了东西方教育之间无形的墙，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性的教育理念”的美国教师罗恩，他的学校之所以是全世界孩子和家长梦寐以求的学习胜地，是因为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地招收多种类型的孩子”。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探寻不同类型孩子的教育方法。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富于变化之中，合作、共享、共赢将是这个时代应有的选择。

与其我们焦急地在呼唤教育家，不如让更多校长用整个心办整个学校，防止“被教育家”带来的教育荒漠。

办学校不同于办企业，因为教育承担不起失败，学生的成长无法从头再来。所以，万人规模的学校、托拉斯式的集团化办学，它们在赋予校长更大责任的时候，已经在扼杀教育家。校长承担的是有限的责任而不是无限的责任，当不断放大校长权力与责任的同时，校长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已经在转换，因为他很难全身心投入学校教育事业。陶行知曾经说过，“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一个人干几个校长，或几个人干一个校长都不是整个的校长，为了国家教育大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校长只有做好“整个校长”，才能真正走向教育家。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