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晚年读书留影

朱先生辩证地指出，宋话本当然不能和陆游诗、辛弃疾词那样的大作家相比，但完全可以与一般的宋代优秀文学媲美。我们在评估宋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时，不能无视宋代说话人和书会才人的贡献。我多年来致力于宋元话本的校注，反复阅读，越来越感到宋代说话人和书会才人的贡献，他们对中国小说的重大变迁，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朱东润先生有一篇《宋话本研究》的遗稿，刊于《中西学术2》（宋立元、裴高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

那是一本论文集刊。我有这本书，但把它放在期刊一起，多年来隐藏在刊物堆里，忘了它的书名。因此在2014年修订《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的时候，没能参考和引用朱先生的论点。最近清理杂书，忽然发现了这本书，重读这篇文章，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开扩了我的思路，亟提笔记于书后。

朱先生这篇遗稿写于1957年，经朱邦薇校订，1996年才公开发表。朱先生对宋话本有许多创见，在当时是超出了过去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里有关宋话本的论断，显得是独树一帜的。

首先，在第一节《什么是宋话本？》里，说明：

南宋人所作的话本，即使在1276年临安陷落，或1279年崖山失败以后，也算是宋话本。这个正同文天祥、谢翱、林景熙、刘辰翁、张炎、周密、王沂孙、郑思肖这些人后期的作品，也算是宋人作品一样。……

放宽一点，我们把‘宋’看作时代中的一个段落，这是说把960—1276年看成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作的话本，也算是宋话本。……一则1126—1276年之间，北方的话本和南方的话本，出于一个来源；二则彼时北方话本和南方话本之间，不易指出截然不同之所在。

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我们可以把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先研究作品的内容，有哪些特色。如有确切的地域特征，再作分析也不妨。推而广之，如罗贯中就可以肯定为元末人，即使他活到明初哪一年，他的作品还可算作元代作品。有人过于谨慎，把罗贯中分为作杂剧的和作《三国志演义》的两个人，未免对中国小说戏曲流传的特点不太理解了。我自己也曾困惑于后人修改的少数字句，不敢肯定一些作品的属性和年代，因而在总体评估上只能有所保留。

朱先生对宋话本的研究对象，可以肯定的二十篇，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十九篇，共三十九篇，虽然不无有待继续考证的问题（如《金虏海陵王荒淫》的年代和文体很可疑），但总的原则是很有创见的。他说明：不能从字句方面来判定是否宋人作品，“因为宋话本经过后人的编定，字句都修改了”，所以还要从书目著录、文献记载和故事内容等方面找旁证。

《宋话本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对这三十九篇话本进行分析和概括，提出了三个假定，论述了话本能比较直接迅速反映现实和从侧面批判现实的特点，认定它具有人民的思想感情，从而突出地独立一节来写“宋话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现实的批判”。《研究》举出了《碾玉观音》和《杨思温燕山遇故人（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等作品，阐明其思想和艺术上的特点，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对《郑意娘传》作了详细分析，在论它的艺术手法时发掘其深刻的内涵：“把灵怪故事和爱国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对于偷生苟活的统治阶级施以最辛辣的鞭挞”。朱先生把宋话本和陆游乃至文天祥等爱国人士的诗一并看作南宋人民艰苦抗战的记录。当时还没有发现元刻本《红白蜘蛛》的残页，否则也会把它及其修订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列入宋话本的名单，加以分析。因为神臂弓是当时抗敌的先进武器，是金兀朮最怕的克星，所以小说也是借一个灵怪故事表达了爱国精神。至于人民群众深受苦难的惨状，我们在宋话本里也能看到一斑，如郑意娘就是被金兵掳掠的众多妇女之一，她为保护丈夫而自我牺牲了，丈夫却辜恩负义另娶新人，最后竟把她的骨灰匣从坟墓里挖出来抛入江水。韩思厚备受谴责，就是说话人对背信弃义者的严厉批判。宋朝妇女被大批押去金国，在《宣和遗事》里有更多更残酷的描写。后来元军灭亡南宋，没见到反映人民抗元的话本，因为元代统治者控制很严，禁止民间说唱词话的禁令很多，《辍耕录》卷27还有杀了说野史者胡仲彬徒众三百六十馀人的记载。关于妇女被掳，《研究》引了元好问的两首《续小娘歌》作旁证，我觉得还有一首更适合为《郑意娘传》作注：“饥鸟坐守草间人，青布犹存旧领巾。六月南风一万里，若为白骨便成尘。”（《续小娘歌》之九）“饥乌坐守”的是草间的尸体，“白骨”就是像郑意娘那样留在北方的骨灰。这与《宣和遗事》所写的许多被掳妇女的命运完全相同。

《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小说家的话本，如果再放宽一些，把讲史家的话本也合在一起考察，还可以更有力地说明“宋话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现实的批判”。如《宣和遗事》虽然编定于元代，但基本上还是宋人话本，它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更为鲜明尖锐，还保存了《水浒传》成书的重要史料，影响很大。整合了讲史、小说两家艺术成果的《水浒传》里也保存着不少宋话本的成分。我们在评估宋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时，决不能无视宋代说话人和书会才人的贡献。

浦江清师早就说过：“没有宋元话本就没有后来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长篇的章回小说；没有这些无名氏文人，就不可能产生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小说家。”（《中国文学史稿》宋元卷，北京出版社，2018年）

1983年，吴组缃师进一步推论：“没了‘说话’和话本，哪有拟话本、《金瓶》《儒林》和《红楼梦》？”（《关于现代派与现实主义》，《中国小说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艺术形式上、创作方法上、文学语言上，话本都是代表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

朱先生则率先提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即“宋话本在文学史中应有的位置”。他说：

对于文学的评价，我们必须看它是不是能够反映那样一个时代，是不是能够表达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研究》指出：南宋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的时代，而民族矛盾最为严重，因而有许多特点。人民的主要愿望是尽忠报国，抗敌复华。说话人以讲史家王六大夫为代表，敷演了《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直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小说家则以巧妙的手法，从侧面轻轻点出了矛盾复杂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提高了写实和虚构相结合的艺术。这时话本才得到了迅速发展，以独特的艺术技巧反映了那个时代。又说：

我们从话本看问题，最初的文学史家，没有提到宋话本，这很难怪，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人民，当然也看不到民间的作品。乃至看到宋话本以后，对于宋话本的评价，似乎还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

朱先生把话本和诗文相提并论，强调指出：

在那个时代里，诗人一般地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创作，他们不习惯于走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作品提供在群众的面前。因此从效果看，比之诗、词、古文，话本获得一定的优势，这是话本的作用决定的。

从而得出最终的结论：

在宋话本的价值得到更好的认识以后，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必然会得到更必要的提高。

他说得多么坚定明确啊，我对此很有体会，很愿意为之努力做一点推荐和论证的工作，可是我已是强弩之末了。

朱先生这些话是60年之前写的，今天对宋话本的研究当然已大有改观了。但是有些文学史论著里，对宋话本的评价还不够到位，甚至对它采取了怀疑乃至虚无主义的漠视。这个问题是由日本人增田涉提出的，他认为话本根本不存在，现存的只是故事的记载。国内也有人接受了这个观点，按疑古派的思路，根本否认宋话本的存在。有的就是从后人修改的个别字句否定了它主体的时代特征，这就取消了宋代说话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南宋金元时期说话人和书会才人的爱国精神和反强暴反压迫的表达艺术，也忽视了那个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如《研究》所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

朱先生辩证地指出，宋话本当然不能和陆游诗、辛弃疾词那样的大作家相比，但完全可以与一般的宋代优秀文学媲美。

我们在评估宋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时，不能无视宋代说话人和书会才人的贡献。我多年来致力于宋元话本的校注，反复阅读，越来越感到宋代说话人和书会才人的贡献，他们对中国小说的重大变迁，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近一千年后，中国小说史的再一次变迁，很快就能顺利地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五四”以后白话小说比散文、诗歌、戏剧的成就更多，影响更大，不能说没有传统文化传承的原因。这一点朱先生早已看到了，可惜当时没有发表，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因此我还要大声疾呼一下。（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者：程毅中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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