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制度的竞争力。
      
       人类之所以要制度，是因为制度是一种 “非人格化结构”（Impersonal structure），具有作用于整体、 “集成治理”的功能。如果有100项事务要处理，一事一理，会十分繁杂且成本高昂，如果据其共性制定相应规制，就能从整体上分别处理这100项事。
      
       中国经典文献《淮南子》认为制度法令最基本的有六种：天为墨线，地是水准，春令为圆规，夏令是秤杆，秋令为矩尺，冬令是秤锤。这是从“天人之际”来界定制度的，认为制度体现了天理人事的对应性，制度能使人事合于“天理”。这种对于制度价值的认知，非常具有现代性。
      
       《韩非子》在谈到规制功能时说：“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意思是，如果以有限的精力时间，去矫正人们不断的过错，能制止的太少。如果推行赏罚分明的规制，政令早晨发布，晚上风气就会改变；晚上发布，第二天早上风气就会改变。这里说的，就是制度的集成治理功能。制度因其覆盖面广、集成性强，比非制度化方式更有治理效能。
      
       但在实际工作中，时常会以各种非制度化“快捷”方式来管理或逾出制度边界任性而为。虽然非制度化方式的交易成本，有时低于制度治理的交易成本，但其总体效能是式微的。由此，强化对制度价值的自觉意识即制度理性，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最大限度地放大制度的边际效益，促使制度效能产出最大化，对于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作者：秦德君（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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