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中上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和文汇报联合开设“申康党委系统医务专家口述历史”专栏，进一步挖掘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展现一代代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赓续光荣传统，践行医者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绘就一幅幅党旗在市级医院一线高高飘扬的动人画卷。

口述人：沈斌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现任离休党支部副书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我出生于1921年，也度过了百年人生。我有幸亲历了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目睹了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贫穷落后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辉煌历程，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愿我们党的明天会更好！

我1945年入党，76年来，我始终牢记入党时的誓言，党员的每一天都应该像宣誓入党的第一天那样，时刻用行动践行，用思想诠释使命。作为医者，我曾经写过一段话：“我们医生非常光荣，病人不仅将健康，更是将生命都托付给了我们，病人对我们如此信任，我们就应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不辜负他们的信任。”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就是我们医者的初心；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就是我们医者的使命。

因病选择儿科，坚定了我择一事、终一生的信念

如果没有腿疾，我想我会选择外科。在我1岁多时，一次意外导致我的右髋关节脱臼。因未及时诊治，我到四岁还不能走路，直到我五六岁右腿都不能弯曲下跪。外科手术需要长时间站立，身患腿疾的我可能无法承受，因此只能在儿科和内科中选择。我更喜欢儿童的天真烂漫，就选择了儿科。

病痛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力，更坚定了我择一事，终一生的信念。

1979年5月5日，上海市医学会儿科分会经过讨论决定成立儿童保健、新生儿、小儿外科、心肾、呼吸、血液和肿瘤、传染病、遗传代谢和内分泌等8个专业组，市儿童血液病专业小组也组建起来。我家临近北京西路上海市医学会，便于联络，因而我被推选为儿童血液病专业小组组长。

但是距离1959年脱产学习中医整整20年了，我又没有多少血液病学基础，真可谓困难重重。怎么办？只有埋头苦干，赶上去！每天晚餐后，我就去上海市医学会图书馆。假日里，除了三餐时间，我整天躲在书房里，像一块海绵一样吸吮着专业知识。

1980年上海开办儿童血液病培训班，由市级各大医院儿科血液病主任医师担任讲师。我负责主讲第一课《小儿贫血》，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小儿血液病专业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了，几乎每年或隔年，上海市各大医院儿科都有论文带到全国性小儿血液病会议进行交流。期间，六院小儿专业也建立、壮大起来，先后培养了两位血液病专科医生及一位化验员，开展小儿白血病染色体研究工作，这在当时国内儿科尚无先例。我们科研临床两不误，挽救了不少疑难杂症血液病患儿的生命。

我看重儿科医生身份，我更珍爱共产党员身份

1937年，我在山东大学读中国文学系的大姐回家过暑假。当时，知了叫个不停，大姐说：“知了、知了，你到底知多少？日寇侵华你知不知道？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你知不知道……”我想，这对我就是较早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

1942年，我在同德医学院读大学。当时，整个上海已经沦陷，百姓忍受着“亡国奴”的痛苦。走过外白渡桥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日本兵要搜查，绳子一拉，整条街即被封锁，任何人不得出入；中国人很难吃到大米，以玉米粉为生，即便母亲和以菜叶也难以下咽。

读大三那年，是我人生一大转折点。那时，高年级班的同学在新闸路租了一间屋，成立了平民诊所。高班同学负责看病，低年级班同学负责打针、洗伤口、换药及包扎等。我与同学沙济英参与了这项活动。

曾有一次沙济英对我说，有很多人都期盼民族复兴，如果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团结起来，就能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她用筷子做比喻，一根筷子轻轻一折就易断，一把筷子牢牢抱成团就折不断。我对此深深认同。不久沙济英和我说：“有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一起去参加怎么样？”我说：“好！”后来，她才告诉我，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就这样一起约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我决心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当时日军还未投降，不能明文申请入党。怎么交入党报告呢？我用毛笔蘸着浆糊书写申请书，晾干之后就是白纸一张，即使被搜出来也不会轻易暴露。

我永远记得1945年8月15日。沙济英来到我的住处对我说：“你今天可谓双喜临门，一是日军投降了，二是党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随着沙济英一起举起右手，一字一句向党宣誓。以往只知读书的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我仿佛感到生命征程将重新开始。

坚守岗位党员使命如初，百岁依旧履责党支部工作

抗战胜利还未享受到和平的喜悦，国民党就挑起了内战。那时我在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1948年下半年，上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形势愈发严峻。按照上海地下党安排，要求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保卫工作。为保护好医院不受破坏，我们将印有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和要求的宣传品，邮寄给各大医院的主任。信中嘱咐他们坚守岗位，保护医院以及院内设备，特别是贵重仪器，迎接解放！

准备好的信件由我、朱文中、唐素恩三人分头投递。我们把一大叠传单先放进草包里，拎着包走街串巷，见到邮筒就丢几封。一路上，需时刻留意有无“尾巴”。当时眼科有位主治医生看到我们寄给主任的信，惊讶极了：“共产党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殊不知地下党员就在身边！

当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地下党交给我的所有工作任务时，周边一些知情人很惊讶，问我有没有什么特殊法宝？我想，大概是我个子生的矮小，特务看我像孩子一样，就没有怀疑我。

1950年党号召大家参加抗美援朝医务队。我全然不考虑自己右腿不方便，想着你们能干的我也能干，报名参加第一批医务工作队。连续报名两次后领导终于同意我参加上海市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

原本这批医疗队工作为期6个月，后来我们服务到1953年3月，总共8个月。评功的时候，许多伤病员及医疗队员提名为我请功。可我觉得自己还有诸多不足，非但没写自己的上报材料，还花费大量时间为另一位队员写功绩材料上报，让他评上了。我虽然未评上军功，但内心感到踏实，能为最可爱的人进行医疗救治，已经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回首往事，抚今追昔，我更坚定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如今我虽已离休，但离休决不离党。我一直思考还能为党干点儿什么？2001年，我80岁，也许来日无多，但余生我还能为党、为社会做些贡献。于是我写了一首小诗，如果死亡来临的那一天，我愿将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事业。在家属理解支持下，我到上海市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无偿捐献书。为党和人民奉献终身的誓言，我一辈子记在心间。

（吴金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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