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周末，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城》12月16日国内上映，票房可观，4天内达到5亿元；但是也引起一些争议。

按导演自述，长城上打的怪兽不是西方的怪兽，而是《吕氏春秋》与《山海经》所载之饕餮。中国人与贪婪的对抗，已经延续数千年，而为了这样的对抗，长城内的中国人彼此信任、不吝牺牲。凡此种种，都是他在电影里镶嵌的隐喻，且每一帧隐喻都得到呈现。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教授认为，作为中外电影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合作，张艺谋正在走的，是条近乎“零经验”的道路——“中国文化如何对接好莱坞重工业，表现在长城与怪兽这对异质文化上，是跨文化融合途中的一种尝试、双系统兼容的一次探索。”

好莱坞“硬对接”的背后，是中国文化能见度的不断提升

张艺谋的创作日记里明确注明，《长城》是好莱坞制片、好莱坞编剧递来的橄榄枝，对方希望用重工业电影来对接中国文化及中国市场。“硬对接”的背后是中国文化、中国市场的巨大潜能对好莱坞的吸引力，也有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时代需求，这一切让合作水到渠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俊蕾亦称之为“中国文化能见度提升的佐证”。

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全球能见度正在提高”近年来不断被提及：张火丁代表中国京剧在《纽约时报》上“刷屏”，莫言、曹文轩、刘慈欣等人在各类文学场域中发声。而中国文化在影像作品中的输出，中国文化与西方重工业电影体系的深度融合，尚需一次试水。“我想把《长城》比作一艘船，是好莱坞表象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次试航，测试水深，也测试航向。”杨俊蕾说。

巧的是，张艺谋也有相同的比喻，“这是一次借船出海，把好莱坞剧本和制作团队洋为中用，给一部全球化商业电影输入中国文化的血脉”。表现在片中，他用西方雇佣兵威廉的“他者”视角，在与怪兽饕餮的交战中不失时机、见微知著地展现当时中国卓越的军事智慧与力量，试图道出长城世代屹立不倒的深层原因。

《长城》迈出第一步的同时，一定还能走得更漂亮

人们不会质疑张艺谋对输出中国文化的诚意，104分钟的影片里，几乎每一幅画面都在努力承载着特定的中国文化符号及其价值。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李道新觉得，“张艺谋比他的中国观众更加急迫地想要在　《长城》　中植入中国文化、生发中国情感并呈现中国价值观”。怪兽饕餮的腋下眼、头上花纹及其人性贪婪的寓意，邵殿帅牺牲后飘满夜空的孔明灯葬礼，以及源自王昌龄　《出塞》的主题曲老腔摇滚，都是导演在向中国文化与历史中苍凉、雄浑的诗意致敬。

在杨俊蕾看来，视觉符码化是中国电影在输出中国文化时的一条必由之路，“且这条路上，没有一定之规，需要循序渐进”。就此而论，张艺谋为西方视野里习见的长城提供了“海陆空”那般多样的新视角，让这一文化符码从原初的形式成为电影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件具品。张颐武则以导演此前的作品举例，“在跨文化合作的过程中，让人一目了然的视觉符号输出是极为重要的路径。孔明灯、火药、墨分五色等，《长城》　里密集的中国文化元素与《英雄》里的箭阵一样，是明确、清晰的视觉符号。只有惊艳亮出第一步，才能有之后的磨合、融合，‘跨文化’传播是条太难行走的道路。就好比中

国人有多少人对西方的黑格尔、康德感兴趣？学术大哲的思想就像盐，人没盐不能活，但每天大把吃盐就不好了”。

张艺谋的导演笔记里确实有这样一段：“许多元素要放进一个标准工业制式的产品里，其实是挺难的。外国观众跟我们的隔阂很大，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比如葬礼放飞孔明灯那场戏，是我力争才保留下来的。美国人看这个情节可能无感，几次想要拿掉，但对中国人来说这象征一种精神和仪式感，是戍守边关的家国情怀。所以，中国文化在　《长城》　中，不是被简化了，而更像是浓缩。”

但学者们同时也承认，《长城》迈出第一步的同时，一定还能走得更漂亮。杨俊蕾说，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吸引力、说服力”是输出文化与价值观的有效前提。

商业大片的策略与舆论的磨合，同样是漫长旅程

围绕新片的另一大争端来自流量明星，许多评论直接把“重明星轻故事”当成张艺谋向商业妥协的力证，认为有颜值缺演技的明星，更加剧了影片人物形象刻画不够、故事情节转换牵强的硬伤。但张颐武更愿将这种做法视作“商业大片的典型策略”，“跟所有的好莱坞重工业电影一样，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是不同于艺术性的另一种评价体系”。

正如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大片时代，带动了国内电影市场十余年的高速增长，《长城》也被寄予了推动中国商业电影踏上海外征途、打造国际影响力的希望。正如张艺谋所言，中国电影要进一步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正是如何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的问题，这一课是我们必须补的。

张颐武说，时间会沉淀出清晰的答案，“如果我们把《长城》放进张艺谋本人的创作线里，并与近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进程相比，会发现，从高粱地到长城上的怪兽之间，是一条辛苦月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