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赖科学的政策制定与制度设计。

根据现有WTO规则，中国开放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既定的经济保护措施还能取消到什么程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会不会造成海外资本无序涌入并冲击国内相对弱势的民族产业？完全取消现在的进口管制，允许货物自由进出和流转，本土产业将如何应对激烈的全球竞争？

一系列的疑问均意味着，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需要落实到更高水平的政策层面和操作层面。

科学的政策制定不能基于一时的决策冲动或利益算计，而是基于一整套体系化规则的支撑，这就需要对这些新规则的制定、配置、协调进行前瞻性探讨

在此意义上，进博会一方面把握全球经济大势，加强了参会各国的密切联系，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新动力”“以新技术新业态带动贸易创新发展”“振兴投资以激发贸易增长新活力”等方面寻求国际共识；另一方面，以进博会为契机，在上海继续探索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的新制度体系，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探索长江三角洲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多规合一与战略协同。

这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的出台与落实，必然要求制度安排上的突破，而不同的制度选择也将通过经济发展来重塑中国社会结构调整与再组织的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内部持续改革也将成为进博会有效运行的一个溢出带动效应：

为打造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实践平台，提升进口对促进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方面的贡献，通过多项改革举措“调结构，惠民生”，全力助推中国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作者：李友梅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进博会蓝皮书：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发展报告》，上海研究院项目组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