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四军七大到九大，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从谷底到山顶的大起大落。经历这些磨难，毛泽东改变了许多，学会了民主协商，学会了耐心说服。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写给他的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林彪表示对现在红军的形势比较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对毛泽东“一年内争取江西”的计划表示怀疑，希望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域游击，运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扩大红军的影响。他向毛泽东袒露了心中的疑问，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点。

林彪的信，反映出当时红军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想法。毛泽东打算在复信中，深入阐述古田会议没有涉及的一些问题：如何评估当时的革命形势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希望借此教育红四军干部认清形势和前途，统一思想。

复信的开头，毛泽东写道：“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些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提出来。”毛泽东接着说：“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对林彪的这个观点，毛泽东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问题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因为井冈山生活困难，才有去湘南的“八月失败”。回来后依然经济上无出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被国民党军撵着跑将近两个月，在大余、圳下等几次战斗均告失利，直到大柏地战斗才缓过劲来。1929年2月，上海的中共中央来信又提出分散红军，隐匿大的目标，朱德、毛泽东离队的问题，使不少中层干部产生了分散游击的想法。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信中用很多篇幅，再次回顾了湘南“八月失败”时的军事冒险错误和“二月来信”中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要红军解散的论点，说明这两件事情前一个“左”，后一个“右”，都没有正确估计和把握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那么怎么判断形势才是客观正确的呢？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有全面的观察，而不是把一些片面和局部的现象当作普遍性的问题，这就需要实事求是，科学的分析：

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怎么看中国革命的形势，首先要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状况：

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剧照

毛泽东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的红军和革命，还是很小的“星星之火”，但是这个革命终究要发展，要掀起高潮的，那就是“星火燎原”：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但是革命高潮何时能到来，还有许多条件和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还要耐心等待，但是要坚信，革命高潮是迟早要来的：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对于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毛泽东浪漫地预言：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热情洋溢，循循善诱，如同老师教诲学生。我们要问：古田会议时毛泽东和林彪住在一起，还写什么信呢？如同红四军七大之前毛与林的通信一样，实际上是他们两人在探讨有关中国革命的重点问题，然后借这个方式来教育干部，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毛泽东的思想。所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已不是私人之间的来往。毛泽东让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

对于林彪写信这件事，50余年后，黄克诚大将评论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该提倡这种作风。”

1948年2月初，林彪致电中宣部，针对各解放区自行编辑出版毛泽东的选集，要求收录毛主席给他的信时，不要公布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要求。后来，在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将批评林彪的地方改掉了。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下做了一个题记：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

摘编自刘统《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刘统

编辑：王布米

责任编辑：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