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右一为林亨元先生。

对王慕曾的策反工作，党组织决定通过多方渠道展开。王任职后，为了寻找靠山，即同上海帮会头面人物之一的杨虎（1927年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往来。吴克坚就通过郭春涛同杨虎建立了联系，然后再通过杨虎的关系与王慕曾进行沟通。同时，吴克坚还通过民主人士王寄一做王慕曾的工作。而王慕曾也迫于当时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想“脚踩两条船”，既不得罪国民党，又想同共产党保持一定接触。他甚至还想借助农工民主党来“迂回”接近共产党。

吴克坚把联系王慕曾、营救被囚革命人士的任务，交给了在上海进行情报策反工作的林亨元（解放后曾任最高法院办公斤副主任）、祁式潜和翁正心（化名田大成）。翁正心以国民党参议员的身份去找王慕曾，言明自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告诉王慕曾监狱关押着一批政治犯，希望他利用典狱长的身份，保护并营救他们，但没告诉他被关押人的具体姓名。王慕曾一面表示愿为共产党效劳，戴罪立功，一面又说时局多变，马上放人恐难办到，只有设法拖延时间，尽力争取。

在接触中，王慕曾向翁正心索取需要营救的50人名单。起初，翁正心吃不透王慕曾的真实意图，就借故推托。几天后，王慕曾又来催要名单，并告诉翁，5月1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已经下达密令，要将提篮桥关押的政治犯迅速移押舟山群岛，情况十分紧急。与此同时，潜伏在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任主任书记官的中共党员王容海，也得到了陈大庆要转移政治犯的绝密令。

王容海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经商量，由王容海起草复写了一封警告信，寄给上海高等法院院长郭云观、首席检察官刘少荣及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查良鉴、检察官张毓泉等人，开展政治攻势。信中明确指出：“上海临近解放，希望你们为自己留条后路，不做危害人民的事，保证监狱政治犯的生命安全。若政治犯发生意外，则唯你是问。”

▲旧提篮桥监狱典狱长王慕曾。

5月18日，陈大庆的这份绝密令到了王慕曾的办公桌上。与此同时，获悉情报的吴克坚果断决定，指示林亨元把关押的革命同志名单交给翁正心，再由翁交给王慕曾。当天，林亨元、祁式潜和翁正心三人，在提篮桥附近的一家绿叶西餐馆与王慕曾见面。林亨元等人反复阐述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要王慕曾解除顾虑，顺应潮流，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人民做些好事，给自己留一条光明的出路。王慕曾则告诉林亨元，上面已经下达密押令，在执行途中或在舟山群岛，对狱内的政治犯采取“特别使命”（杀害他们）。而他正以缺乏经费及轮船等理由予以拖延，尽力保护狱中政治犯不往外移。同时，王慕曾也直截了当地提出，共产党占领上海后，他和亲信的人身安全必须要有保障。林亨元等当场表态，一定兑现承诺，并为他安排工作岗位。

王慕曾与林亨元接触后的当天，就派其妹夫、卫生课课长赵伯勋，到关押政治犯的“和”字监，以检查卫生为名进行摸底，并对监舍的生活条件做了一些改善。王慕曾也亲自到监房询问政治犯案情，表示将设法保释。次日，当警备司令部来监狱提押政治犯时，王以警备司令部属军事系统，监狱属司法系统，须请示汇报司法行政部等理由，予以婉拒。

5月20日，王慕曾又把政治犯从“和”字监转到条件稍好的感化院二楼，并在伙食、放风、活动范围等方面尽量从优对待。政治犯移押到感化院后，王慕曾和赵伯勋又一起到监房点名。点名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每叫到一个人的名字，就叫他站起来，仔细打量一番，并问上几句话。如此一来，王慕曾对政治犯做到了心中有数，特别是林亨元、翁正心指名要保护的中共上海工委委员王中一、中共浙江慈城县委书记虞天石等。这时，王慕曾虽已和林享元、翁

正心达成口头协议，但对解放后新政府是否能确保自己身家性命还心存疑虑。

为此，他不顾典狱长的身份，多次把50名政治犯中的王中一、虞天石、王明远等请到办公室拉家常，甚至提出要为他留下通讯地址、电话，出具书面证明。

来源：《上海滩》杂志、汉中市档案局官网、人民法院报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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