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宋公园及周边地段被国民党辟为临时刑场，大肆屠杀革命者，这其中就包括“警委四烈士”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的警察系统是仅次于国民党军队的守卫上海的武装力量，可是在上海解放的战斗中，国民党上海交警部队虽然被指派上前线，却是“旁观”没有进行抵抗；上海解放后，超过90%的旧警员留了下来接受整编，迅速投身到稳固上海战后治安的工作中去，这在大城市的解放中也是罕见的。在这背后，其实是中共上海地下警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在接近两万人的警察队伍里，中共地下党员人数达到500人左右，周边积极分子约有2000人。除了总局实行单线领导外，在14个分局和总局的交通队、骑巡队、保警第一、第二中队及监狱，共建有19个支部。通过他们，我党得以事先掌握各警察分局特务的搜捕名单和行动计划，提前做好准备，有力地掩护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及进步人士的活动。中共上海地下警委还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在警察中进行“不抵抗、不撤退、不参与”的宣传，瓦解了许多国民党死硬分子的抵抗意志。

不过，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过程中，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时间倒回到当年的4月底5月初，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一封警告信，被大规模地、准确地投递到了当时的上海警察系统内。多年来，军统特务在警察系统内部可以说是严防死守，成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互相监视。“肯定是警察系统内部的人干的！”臭名昭著的毛森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判断，“这件事只有非常熟悉警察局的人才能做到。”

1949年5月13日，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开始了。猝不及防的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损失很大，参与投递行动的普陀分局钱凤歧、刘家栋和杨浦分局钱文湘，以及进步青年蒋志毅，同时遭逮捕。

刘家栋1945年入党，被派去搜查《群众》《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时，会先通过摆书摊的地下工作者传递消息，故意让自己屡屡“扑空”。钱凤歧1944年入党，是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普陀分局支部书记，平时经常以唱京剧、拉胡琴的名义把警察们叫到自己身边，借机宣传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动员对方加入互保立功委员会。他接受警委指示，搜集警察中间顽固分子的名单、经历、住址等，对警委开展工作起到很大帮助作用。钱文湘1947年入党，在投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警告信》的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蒋志毅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的一个外围组织。

他们被捕后，特务们轮番使用酷刑。但他们经受住考验，没有吐露一个同志。钱文湘被打得昏迷过去，醒过来后咬牙说：“你们要问我的同党吗？告诉你们，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党’。”

1949年5月20日，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闸北宋公园。就在同一天，驻扎江苏丹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前委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烈士们牺牲后的第二天，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下达了《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上海解放后，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的同志前往宋公园收尸，眼前的惨状令人发指眦裂：钱文湘烈士的10个手指的指甲全部被拔去，钱凤歧烈士的双手被钢丝穿透……

四位烈士虽然牺牲了，但这次投递警告信的行动在瓦解反动警察和军统特务的抵抗意志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一些国民党铁杆党员曾经气焰嚣张，放言要与解放军对抗到底，然而接到警告信后士气被重创，他们知道自己的反动行为已经被我党掌握而心生恐惧，有的不告而别，有的消极怠工，上海警察队伍中再也没有顽固分子能组织起对抗解放军的行动。

作者：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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