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 文学季采编团  张贝思（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提到贾平凹，有些文学涵养的会想起他那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即便对文学不甚了解的人，也会记起上世纪九十年代贾平凹的那本《废都》。贾平凹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他收藏了60多种版本的盗版《废都》，可见当时《废都》的普及程度和争议程度。茅盾文学奖与60多种盗版书，这些看似不搭腔的多面聚集在贾平凹一个人身上，却不让人觉得突兀，而这多维的色彩来自贾平凹深沉的乡土情怀和传统知识分子底色。

大地文人：站在秦头楚尾的商州大地

贾平凹出生于商州棣花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母亲则是一位农民。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个子不高的贾平凹从小在人群中就一直没什么优越感可言，1972年他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后，一个人从农村来到城市。面对城市的一切，他时常感到十分自卑，“我现在是满身土气，满口土话的人，和一般穿毛翻领的人不敢攀谈。”城市于贾平凹而言更多的是疏离，而秦川那片土地才是他真正的牵挂。

他生长的商州，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叉地带，商洛文化的熏陶，不仅使他十分熟悉农民的生存状态，而且使他与山石明月有了一种生命联系。正如他所说：“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贾平凹坦承说“我是农民”，他认为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又在苦难中。尽管在都市生活多年，贾平凹却时常称自己是个乡下人。

1974年，贾平凹公开发表了处女作《一双袜子》，此后数年，他的作品很多，但却无惊人之处，这时的贾平凹还并未寻找到自己创作的方向。直到1983年，年过而立、涉足文坛已有十年之久的贾平凹踏上了一片被称之为“秦头楚尾”的土地——商州，从此一改创作上的“流寇主义”，转而开辟了一方文学的“根据地”。贾平凹终于回到自己从小站立过的土地，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根基，用他最熟悉的语言写他最熟悉的土地，发表了他的“商州系列”（《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等），这也是贾平凹的成名作。

这些作品不仅仅使人们注意到了贾平凹这个名字，也让人们记住了一个文学的商州，甚至，它们引发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商州之游的热潮。人们怀揣着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试图在当地验证他的叙事——当然，好多人败兴而归，贾平凹也曾为此刻意辩解，毕竟，文学不是旅游指南。也正因此，我们看到了文学叙事的伟大之处！

有哲人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抽象的说辞，须得灌注了操使这语言的人，他们的生活、经验和记忆，方才能变得饱满、丰盈，易于理解。纵观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商洛文化风俗和乡土情怀是他深沉感情的表达，也是他创作的最大特色所在。从早年的《满月儿》，到《商州》，再到《浮躁》、《废都》、《秦腔》，直至最近的《古炉》《带灯》《老生》，贾平凹始终站在八百里秦川，站在秦头楚尾、厚实的商州大地上。贾平凹说他有两块生活和文学的基地，一是商洛一是西安，他站在西安角度上了解了商洛，以商洛的角度认知了中国。

颓废文人：“□□□□”中的浮世寓言

人到中年，贾平凹又遭遇了一系列人生变故，用他后来在《安妥我灵魂的这本书》中的话说：“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回住到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另一种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经历过人生的跌宕，体验过底层艰辛也品尝过名利味道的贾平凹，更能够感受到时代的情绪，因为他有这种敏感性，并能够将时代的一种颓废之气巧妙地表达出来，所以他作品的处理方式虽离经叛道，但却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视野。

在他的作品《废都》中，这种对时代颓废之气的展露最为明显。“古都文化节”到来之际，古都西京的文化名流——庄之蝶“提着一个大大的皮箱，独自一个来到了火车站”，他想与这个喧嚣、浮华的城市，连同过去的自我道别，最终也没能成功，而是倒在了此间眩人耳目的废墟中。在今天，《废都》所呈现的一切，似乎皆已得到印证，甚至是“司空见惯浑闲事”了。但1993年的贾平凹，却异常尴尬。尽管他把庄之蝶这个集才华、风流、清高、自私、放荡、颓废于一身的才子“写死”了，连同后者生活其中的古城，都一齐走向了颓废和破灭，但在那“人文精神”的旌旗迎风烈烈招展之时，他还是给急于寻找靶子的批评家们提供了演练冰刃的绝佳对象。

贾平凹，这个令他的责编体验到“一夜之间从天堂到地狱”之巨大落差的现代文人，在商州系列又十年之后，再次成为了文坛的焦点。只不过这一次，他遭受的非议和责难，远过于褒奖。《废都》，尤其是遍布其中的“□□□□”，挑动了正在高呼“人文精神”口号的批评家。有人说，贾平凹利用“对明清文字的拙劣承接”，“满足了低俗的文化市场”，而这正是市场经济、商业大潮袭来之际，忧心忡忡的批评家们眼中最不堪忍受的文学景观。

这部在盗版书摊上风靡一时的小说，的确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奇观。它在整个社会激起的反响，丝毫不比文学界要小。尽管它最终以“禁书”之名，斩获了空前的销量，但贾平凹本人，收获的却并非经济效益——他笔下的游荡在现代社会的旧式知识分子庄之蝶，以及用来掩饰或暗示庄之蝶颓唐生活的“□□□□”，就像是一个个没有明确注明地点、方位的路标、指示牌，任由读者在里面观看到悲悯、同情，抑或是窥探到欲望、放纵。如今，再讨论《废都》的欲望叙事带来的强烈效应似乎显得多余，青年作家冯唐曾经说：“文字和人一样，很多时候比拼的不是强，是弱，是弱弱的真，是短暂的真，是嚣张的真。”贾平凹的文字正是这样，比的不是强，而是弱弱的真，是弱水胜强，甚至有一丝颓气的真。

挽歌文人：“语言是一个情操问题”

贾平凹在“商州系列”中展示了商州的自然之美，人文风情的质朴动人，这当中对商州当地的风情描写蕴含着极大的理想色彩，他自己也说，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越来越少。这一份感叹是对商州纯朴民俗的亲近，也是来自与当下城市生活冷漠人情的对比，贾平凹走进商州生动民俗的过程，也是为传统文化招魂的过程。

对商州文化的书写来自他对乡村生活的亲近，但再理想的商州也难免日渐身处于社会变革之中，因此，这种描写就带有了一丝挽歌色彩，如此美好的世外桃源，终究抵不过历史向前。贾平凹写道：“随着现代文明的发达，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亦正是如此，这块地方因此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自《废都》之后的又一个十年，也就是2003年的春天，贾平凹开始动手写作饱含这片土地衰老与神秘的作品《秦腔》。

在《秦腔》中，贾平凹叙写了一个个城市冲击农村的尴尬事件，城市的急速扩张与乡村土地的减退，企业对农民的剥削等，而代表乡村旧价值观的夏天义最后以极端的方式死去，仿佛昭示了乡村及其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崩坏，农民终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村将被城市慢慢淹没的事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背景之下，过去的亲情，乡情，道德，宗法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部作品虽因“茅盾文学奖”而黄袍加身，但贾平凹的心情似乎并不轻松。在他看来，“故乡，从此失去记忆”——因为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渴望优雅的生活，中国也从未像当下这样渴望强大。优雅和强大的期待，构成了一股合力，驱动着发展的列车碾过风雨飘摇的清风街——那是贾平凹生于斯、长于斯，念兹在兹的故乡。

所以，当贾平凹说出“广漠旷达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总是强调“语言是一个情操问题”了。从《商州初录》田园牧歌式的商州到《秦腔》中日渐侵蚀的乡土，是贾平凹思考逐渐深入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良知审视着过去依恋的文化和故土，在批判与同情兼具的复杂笔触下，谱写了一曲曲乡土生活与传统文化的挽歌。

笔墨文人：传统的雅趣

贾平凹是一位作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画家，书法家，收藏家，有人说他是艺术界的鬼才，似乎并不言过。他的书画作品曾在西安、深圳、苏州、石家庄等地公开展出过，出版有《贾平凹书画集》、《贾平凹书画艺术论》、《贾平凹语画》等等。

贾平凹的身上，有传统文人的遗风。虽说在现下这个“字不称之为字，而要称之为书法”的年代，传统逐渐式微，书法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文人与书法也逐渐剥离。现在的文人成为依托大学的学者，或成为依赖稿酬的作家，贾平凹曾经说：“食之精细，是胃口已经衰弱，把字纯粹于书法艺术，是我们的学养已经单薄不堪。”但是，贾平凹却仍旧沿袭了古时文人的笔墨雅趣，写字他也权当是书法，权当是写文章的人的武器，并未专门习之。贾平凹在《贾平凹书画集》自序中说：“从六岁起至现在几乎天天在写字，是以字活人的人。”

书画与文学个性之间颇具渊源，书画是文人性情最直接的表达，文人的书法中也常常寄托诗的情思与韵味，艺术的表现力是共通的，书法与文学的气脉也是相通的。在《贾平凹语画》中，他说：“我明白了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通的却又是独立的，言之不尽而歌，歌之不尽就舞，舞之不尽就写，写之不尽也就只能画了。”可见，书法，绘画之于贾平凹是兴之所至，言之不尽的结果，是他了悟艺术之道的结果。

贾平凹文学的风格与书法的气貌俨然贴合，而反观其书法作品，也能看到他心境的细微变化。贾平凹的书法作品一如他作品的名字，浑厚古茂，笔画丰腴，字形偏宽，疏左抑右，字密行疏，一定程度缓解了字形肥密的问题，显得透气舒朗。他的书法早期受苏东坡影响大，但他的笔迹舍弃了苏东坡的婀娜，而为端庄。而近些年的贾平凹书法作品，则趋于简单，有些人甚至因此指责他，但我想这种趋于简单并不是技艺拙陋，而是崇尚原始混沌的审美情趣的主动表达。反观他在其他艺术领域的审美趣味，也都是如此，他收藏的石狮，丑石，无疑都表现了民间趣味，有一种拙朴的粗糙感。

传统文人的书画雅兴融入到了贾平凹的生活里，而他对民间文化的关怀，社会时代状况的忧虑，都从始至终贯穿于其作品中。贾平凹的“文人”情操，就是对八百里秦川上的乡土生活的颓废缅怀，是为大地唱的一曲挽歌。他这种“文人”精神，曾经让人们一再想起“文化寻根”，想起“改革文学”，想起“乡土传统”……超然、大义、兴味盎然，至此，一个文人的形象立体起来，我们似看到，传统文人的血脉在贾平凹身上重又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