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面临不同形态的城市战

　　张耀：在过去一百年，上海曾遭遇三次大规模城市战：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1949年的解放上海之战。避免城市战是普通市民的共同愿望。军人要思考如何打赢城市战，而学者希望掌握城市战规律以避免城市陷入战火。最近播放的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重现了城市战所包含的各种要素，也更加引起每个普通人对未来战争的关注。

　　杜教授提到城市战有各种功能，如国土防护，边境军事，对付恐怖分子等。不过不同国家所面临任务不尽相同。美国不会考虑国土防护问题，而是考虑怎样攻击别国城市。但很多小国则要考虑一旦遭受强国入侵时是否要守城?现在很多弱小方在战斗中，都把守卫城市作为抗击外来强敌的手段，比如车臣战争中的格罗兹尼之战。一般而言守城可激励民心士气;另外，很多国家会发生的内乱往往也是以一些重要城市的争夺为标记;而且，城市战对于进攻方和防守方的意义也不一样。

　　所以，未来光说城市战恐怕不能够完全体现整个陆战的发展趋势，因为对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城市战都不一样，可能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分类。请教杜教授，城市战对于个人有何意义?如何做好准备?

　　“矛盾”相长 提高城市防御能力

　　杜文龙：反观我们自己的城市，今后的强力作战前，城市面临最大问题就像南斯拉夫人在贝尔格莱德的处境，即如何让核心城市在对方远程精确打击火力面前提高抵抗强度。

　　其次，今后的超隐形轰炸机，无法知晓其来去方向。城市战前我们以突击或者打击对方的平台为主，但城市战中极有可能小区门口最核心的楼被炸掉了，我们依托庞大的地下工程也无法抵挡对方的导弹攻击。

　　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在防御上下大功夫，比如覆盖的材料中选择和对方炸弹尺寸相同的混凝土块进行装填，也可在整个覆盖过程中用钢板，或者其他水泥块修成堡垒型的，这样可以让炸弹的钻地能力大幅度下降。

　　作为防守一方，就应让城市在对方精确火力打击下正常发挥功能。现在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地下设施的管理与控制，都要让城市在对方的猛烈打击之下有存活机会。

　　同样，作为攻击方，怎么样让自己的武器装备打透对方的地下目标，办法也很多。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要通过盾提高我们的防御能力。

　　战争转型，也让城市作战与众不同。联合陆战、联合海战，都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核心要素。

　　军队快速延伸能力至关重要

　　张耀：杜先生分析了不同形态城市战的各种表现，尤其是教了很多保护城市的方法，希望我们很快掌握，也希望永远不要用到。

　　在未来，攻占对方的重要城市，是否一定就是各国战争计划的主要部分?我个人感觉，一个国家发展越不均衡，它的中心城市聚能效应越强大。一旦城市被占领，国家基本被摧毁了。而国家发展程度越高，地区差异越小，就越找不出中心城市承担这样的效应。杜先生怎么看?

　　杜文龙：我认为这关系到牵引性。在城市作战中对于一个目标的攻击行动并不重要，但是关键是要有牵引能力，能够让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一个快速的延伸。

　　设想城市作战的装备是一个中型或者轻型平台。然后通过不同的组装，让外挂装甲和火力就像穿衣服一样有多层防护，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都有应对措施。这种条件一旦成立，就有了一种组合的模块化的能力。这样，在不同地区作战强度不一样，范围不一样，但都有准备。

　　我认为城市战争有可能不会在纽约、东京这些繁华的地区发生。好在我们现在有核武器，通过这种强势的牵引作用能够让整个陆战装备发生重大的转型，让以前的野战思路变成城市战的思路，让以前大规模作战思路变成城市特种作战的思路。所以牵引性很重要。

　　思考城市战旨在让城市更美好

　　张耀：作为一个学者，我更关心如何避免城市战，或者今后的世界对城市战有无约束?当今虽然还是强权世界，但道义的力量还是能对邪恶力量形成一定约束。即便在二战中，德国纳粹也曾因顾忌历史罪责而几次放弃城市战。对于防守方来讲，首先考虑是不是值得守，接着考虑城市的人民是不是愿意守。对现代市民而言，一旦城市战争发生以后将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此外还有国际法和现代通讯信息技术，都会起到限制的作用。

　　杜文龙：我们思考城市战争的另一个意图是促进城市更美好。如果城市功能很完善，防御功能也同步提升，就意味着抵御破坏的能力也在同步增长。

　　而信息技术能让通讯无孔不入，使得战争进入直播状态。这种直播状态对某一方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对对方作战行动也有磨损。这是一种舆论战。而今后的信息技术将带来的全方位的行动，未来20年城市作战形态或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今天讨论的意义在于推动相关人员对未来城市作战，以及城市功能的研究规划，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