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本期《时事开讲》，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就此作了深入分析。邱先生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辛亥革命，而不是改革，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没有改革这种东西，而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其实就是盲人摸象。

　　凤凰卫视9月29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安东：各位好，欢迎收看《时事开讲》，我是安东。

　　再过一个多星期也就是10月10号，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了，那回顾百年之前的武昌首义，有人就说革命与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因此它的成功是有必然性的。

　　也有观点认为说沿袭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以及盘踞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因为一次武昌起义而宣告终结，革命的胜利也不得不说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辛亥革命”前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一百年前真的就已经拥有了建设共和与民主的条件了吗?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我们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来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邱先生您好。

　　邱震海：你好。

　　安东：那我们现在谈起“辛亥革命”，一般来说看到那个资料上面都是这样写到，说革命之后，清朝政权土崩瓦解，东方大国第一次实现从这种专制的帝制向民主共和这样的一种历史转型，那您能不能首先介绍一下，“辛亥革命”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邱震海：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没有改革这种东西

　　邱震海：首先现在一般舆论的评论，我认为也是有道理的，确实是结束了帝制开始了共和。

　　但关键问题我们要说“辛亥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它为什么要发生这么一次起义的行动，然后它的意义，仅止于结束帝制开创共和吗?如果仅止于结束帝制的话开创共和，那么其实坦率的讲在共和之后，过去一百年，中国又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又走了许多的血雨腥河，那么这个里面又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空间。回答你刚才的问题“辛亥革命”怎么来的，一言以蔽之我认为“辛亥革命”就是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一路衰败的过程当中，这个一路衰败短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长是从明朝以后中国就衰败，一路衰败到什么时候呢?一路衰败到一百年前。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磕磕碰碰失败了，洋务运动磕磕碰碰失败之后遇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国全面的被日本打败在甲午海战当中，然后又开始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也失败了，顺便说一句，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革命是很多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改朝换代、人头落地，但是改革从来没有成功过，从以前的商鞅变法到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到19世纪的戊戌变法，从来没有一次成功过。

　　改革为什么不能够成功?改革就是因为它不是推翻旧体制，不用人头落地，不是鲜血成河，而是慢慢的跟旧体制里面的传统势力作斗争，嫁接上新体制里面的一些元素，慢慢的和平演变，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经济当中不具备这种东西。

　　所以在这么一种一路下滑的过程当中，一直下滑到清末的十年坦率来讲是很值得研究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末一代的统治者，它也认识到问题，民主宪政的改革，来挽救，无论是挽救它本身这个王朝，还是挽救中华民族这个饥弱贫穷，品于崩溃的这么一种命运，坦率的讲，或者很遗憾的讲，历史没有给它们太多的机会，于是被“辛亥革命”，一次武昌起义所推翻。

　　邱震海：辛亥革命是黑暗中的“盲人摸象”

　　邱震海：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基本的历史背景，但是你要说“辛亥革命”完成了什么使命，当然从表面上说是结束两千年的帝制，开创一个共和。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表层，这只是，如果我们把事物看成立体结构的话，它只是立体结构当中的一个表层，结束帝制，开创共和，但是我们要问一下，帝制为什么会失败，帝制为什么会腐败，你开创了共和以后，共和我们知道后来又袁世凯，有军阀混战，有国共内战，有一连串的问题，共和为什么又如此步履艰难，这后面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中国的，无论是“辛亥革命”也好，还是清末的统治者也好，它没有在许多文化的深层去做问题，去进行研究。

　　那么再坦率的讲，从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的第一场努力洋务运动，当时我们的近邻日本也有一场现代化运动叫明治维新，两者同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干了20多年决出胜负，中国全面败给它过去的学生日本，虽然日本这个明治维新也不是完全成功的，在精神领域它是失败的，要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的两次，日本对外部世界大规模的入侵。

　　但是至少在当时的工业化、军事化、经济现代化的程度上，这个层面上它是成功的，所以这个坦率的讲是历史的经验是非常深刻的，这个里面后来有学者也研究，这个问题很多有制度层面的，清末制度的腐败，也有思想不开放层面的，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束缚了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而一个民族如果思想不解放，它的创造力是永远无法得到释放，而无法得到释放的一个民族它是不可能在现代化上取得成功的。

　　第三个在经济领域里面，当时的洋务运动它所有的经济活动全部是官办的，而不是民营的，而一个经济活动必须是以民营、私营的经济方式组织起来，它才会有活力，这个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些，据后来的学者研究一些基本的失败原因。

　　那么“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一代革命者，又有急躁，同时又有很大的，远大的理想，他们是看到了一部分问题的这个本质，认为是制度层面出了问题，于是他们要推翻这个制度，推翻制度也成功了，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但是推翻帝制，成立共和之后，问题没有解决，清末统治者帝制没有解决的问题，清末以后的共和的那些先驱们也没有解决问题，于是让我们要重新进行反思，为什么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一言以蔽之还是出在那个文化的深层。

　　当然当我们讲到文化的深层的时候，要必须很小心，因为后面五四运动，清末之后，经过军阀混战以后的五四运动，我们的先驱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们又提出了中华文化本身出了问题，所以他要全盘西化，我认为文化不会出问题，就像我们现在一定要很小心说文明一定产生冲突，文明不会产生冲突的，伊斯兰跟基督教文明不会产生冲突，是错误的文明定位，错误的文明对话才会产生问题，文化本身是不会有很大问题的，关键这个文化如果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这个民族思想是没有经过启蒙的，才会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我之所以称之为它是黑暗中的盲人摸象，它是摸到了一部分的，摸到了本质的一部分，就是清末这个制度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制度出了问题呢?坦率的讲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几百年没有思想启蒙，不具备现代文明精神，一个不具备现代文明精神的一个民族，它在清末我刚才讲，坦率的讲清末十年慈禧太后也废除了科举，(1908年)也改了宪政改革，为什么还是失败呢?除了历史没有给它机会之外，在一个没有经过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这样的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努人，必然是要失败的，慈禧太后失败了，孙中山也未见他成功，所以我认为其实坦率的讲在“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时候，我认为虽然我这个观点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抛砖引玉供大家一起思考。

　　安东：好，咱们谈到先稍事休息，广告回来就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探讨，不要走开。

　　安东：从表层意义上来讲，“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但是有观点就认为说革命者希望把外来的先进社会制度移植到自己的国土上面，以此来跻身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他们这样的愿望却没能实现。

　　因为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够单靠社会制度的更迭，更需要民众心里态度，价值观、思想方面的改变。那么邱先生，“辛亥革命”它到底有没有实现中华民族意识上的一种真正崛起，完成一种怎么说呢叫做实质性的社会变动呢?您觉得?

　　邱震海：辛亥革命未解决中华民族深层问题

　　邱震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要听我真实的回答吗?我的回答是NO，我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些深层问题。

　　因为“辛亥革命”是必须要发生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那时候中华民族已经到了饥弱贫穷，到了极点的地步了，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精英，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大批人知识精英他们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当中?他们处于一种及其的焦虑，为我们这个民族着急，于是各种药方全部出台了，但各个药方全部失败，失败之后怎么办呢?开始骚动，骚动了以后就开始寻找各种药方，然后那个时候“辛亥革命”就找到了，“辛亥革命”找到药方跟慈禧太后找的药方是一样的，就西方的宪政民主，他们认为框架出了问题。你说孙中山认识到了吗?认识到了，孙中山认识到的东西，慈禧太后也认识到了，慈禧太后清末末年她也想改，要不然她不会搞宪政改革(1908年)搞宪政改革，要不然她不会在(1905年)搞科举制度。

　　但是刚才我说的，历史没有给清末的统治者太多的机会，同样历史也没有给孙中山太多成功的机会，所以孙中山的失败和慈禧太后的失败，它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深层逻辑，这个逻辑决不仅止于制度的表层来的那么简单，来的那么图像化，我们搞一个西方的宪政民主。

　　你像我们看过《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都知道，当时搞了很多参议院，搞了很多众议院，这些参议院、众议院在参议之民的背后行的专制之实，同样是一样的。

　　那这个专制之实来自何方呢?就是来自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思想没有启蒙，就像我们现在穿的西装，如果我们骨子里头还是很落后的，还是保守，穿着这个西装又有什么用?同样是如此。

　　邱震海：五四先驱所犯的焦虑症难以避免

　　邱震海：所以我们不能说“辛亥革命”是一次盲动，这种盲动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在盲动的背后，打引号说盲动的背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无论在清末的十年，还是在共和之初的这个十年里面，没有思想启蒙，没有经历完成，或者说甚至根本就没有开始思想启蒙的这个进程，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古老的民族，如果没有思想启蒙，它没有跟现代文明嫁接的话，它要这个现代文明，或者现代民主宪政的躯壳有什么用?它可以在这个躯壳下面依然行专制之实，所以我说“辛亥革命”，刚才我称之为是黑暗中的盲人摸象，同时我认为它是找到了制度的表层，于是就积极的下刀了，这个刀一下下去之后，就像个癌细胞切开以后发现这不行，下面的癌细胞原来已经腐烂了，赶紧缝上，赶紧做别的事情，所以下面的深层，文化的启蒙，思想的启蒙，精神的洗礼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刚才我说，如果说“辛亥革命”之前我们的精英阶层是一种积极的焦虑，积极的骚动没有办法，你我在一百年前也是如此，但是焦虑、骚动完了之后呢，依然是迷茫，所以这种衰败期的积极的焦动和迷茫，盲动过后依然是一种迷茫，这个成为过去一百年，其实我们都可以观察，在各种表象背后观察到的很多现象，你比如说在“辛亥革命”之后，经历了什么呢?我们知道经历了共和之乱，经历了军阀混战，经历了很多，包括五四运动在共和之乱，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其实坦率来讲是我们民族最近几百年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的一个契机，非常遗憾的是五四运动这个思想启蒙的契机没有延续下去，它很快被许多的其他的政治运动所偏离了。

　　五四运动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也很到位，它认为中国存在三大问题，一个是器物问题，器物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经济和科技现代化，第二个是制度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框架，在框架背后是我们对传统问题的革新，这个三大问题，我认为提的非常之到位。

　　但是这个可惜的是，当时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他也犯了焦虑症，这种焦虑是在一个民族积极下滑的过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于是他们就提出，或者至少部分人提出全盘西化，认为东方文化不行了，全盘把西方文化搬过来，把东方文化扔掉，包括把我们汉字都要拼音化，我们知道汉字拼音化这是不可能的嘛，为什么会提出这种可笑的操作方案，就是因为一种集体的焦虑。

　　但是问题提的很到位，问题的答案一个都没有解决，不但问题的答案一个都没有解决，我刚才说了，后来1919年以后，又被迅速的被很多政治运动，很多的争斗偏离了方向，于是后面我们又回到了中国几千年的原点上，到底是变革，还是革命。

　　刚才第一部分讲过，中国我们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改革成功过，从商鞅到王安石到戊戌变法，改革没有成功过，革命我们是很在行的，人头落地，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农民起义，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从来不认为皇帝有什么尊严，我只要能够把你拉下马，我就能够替代你，这个我们太在行了，到底是变革，还是革命，于是我们1919年以后，又遇到了这个问题，革命能否互相容忍这层关键点。

　　这个国共两党在后来的两次国共内战，当然这个历史的很多恩怨情仇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到为什么同样只有一个病人，你用你的药方，我用我的药方，中药和西药是互相容忍，就是不能互相容忍，也不用自相残杀嘛，兄弟自相残杀相煎何太急，为什么不能互相容忍。

　　最后关键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最终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我们看从国共内斗之后，到1949年我们建政以后，做了很多很多的探索，从洋务运动，1860年代到“辛亥革命”1911年，一路这样过来血雨腥风，血流成河一直1978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我认为才是基本成功的。

　　邱震海：辛亥百年之后我们连表层问题都不再讨论

　　邱震海：当然我还是相对比较苛刻，我来加了“基本”这一个定语，基本成功，但是我认为邓小平之伟大，他就在于摸到了中国正心的一个金钥匙，同时也成功的把改革开放嫁接到当年失败的洋务运动，因为改革开放和失败了的洋务运动它有很多一举同工之妙，它都是和平的。他开创了改革和平这样的一个先例，洋务运动全面失败，改革开放基本成功，我们不是改朝换代，我们是要嫁接上新体制的东西跟旧体制的东西做斗争，同时是追赶西方，同时是要富国强兵的。

　　但是就像这个洋务运动它有失败的成因一样，刚才第一部分我们说道，改革开放它也有某种部分的局限，它在这个表层和深层问题上，我认为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改革的拐点上是需要思考的。如果我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找到了问题的表层，我们把问题看成一个立体结构的话，制度是一个表层，但是它迷失于问题的深层，由于迷失于问题的深层，没有完成精神现代化的过程，所以它表层也失败了。“辛亥革命”一百年以后，我们做了什么呢?刚才我说了，我列举了许多我们“辛亥革命”一百年做的事情，我们是决战于问题的表层，打来打去，这是问题的表层。

　　但是决战到最后呢，不但我们离深层越来越远，我们民族现代化，民族思想的启蒙，精神的洗礼，到现在我们谈都不谈了，我们就连问题的表层的基本意义也已经离得很远了，孙中山在一百年前还看到了民主宪政的一个基本框架，虽然他迷失于问题的深层，但是我们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以后决战于表层，最后的结果不但离深层越来越远，而且就连表层的基本意义也远离了，我认为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最后一言以蔽之我认为到了今天，百年中国我们虽然过去有一百年的焦虑，一百年的骚动，一百年的迷茫，一百年的探寻，但是我们不应该有一百年的失望，我们最后其实我们是到了一个原点和重新回到原点，现代化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在目前因为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上，这个拐点我们是向前走，还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千万不要轻视这个拐点，这个拐点的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才能最终到达我们的终点，所以下部分我们来谈谈现代化的原点、拐点、终点到底是什么?

　　安东：好，咱们谈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就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探讨，马上回来。

　　安东：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不能算长，但是也绝对不短，更何况这一百年的历史内容还相当的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中国经历了像满清王朝、明国、北洋政府一直到如今的共产党政权，而当下中国主要的问题和任务就是深化改革开放注重经济建设，那么邱先生如果说结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辛亥革命”百年的话，那您怎么来看中国这种改革开放的进程呢?

　　邱震海：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拐点和终点

　　邱震海：对，首先我们看看“辛亥革命”我们如何定位它，然后我们再如何定位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还是“辛亥革命”之前的失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中间的，无论是当时的共和之乱，还是后面的国共内战，还是后面毛泽东的大跃进，包括后来一直到我们今天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实我觉得都是属于中国，我刚才说一百多年前，我们的民族一直在往下滑，在走衰坡路，然后我们试图的往上走，在正心制度上的各种努力，只不过有的努力失败了，有的努力基本成功了，有的努力走了很多弯路，失败的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全部失败了，“辛亥革命”它是一个换了框架叫换汤不换药，那么后面共和之乱、军阀混战，包括国共内战其实到后来导致出了，我们1949年以后的这个努力，坦率的讲也不是很成功，一直到1978年之后，才基本成功。

　　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到我们中华民族整体的心路历程和现代化努力上来看，我们才能够看得出它问题的基本脉络和深刻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看改革开放要把它放在这么一个上下文环节当中，其实我记得之前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提出过三大问题，第一我说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功因素是什么?成功之人，必有过人之处。第二个如果改革开放我们说是此岸到彼岸，那么我们的彼岸到底要去到哪里。第三如果从此岸到彼岸我们在过度，我们目前深处何方，如何定位这是过去的，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

　　现在我要讲到，我们改革开放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改革开放我们叫改吗，开不成问题，关键是改，第一我们要掉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要改掉什么东西，第二既然是我们是和平的改，我们当然不是说全盘的，通过流血的东西改，我们一定要留下什么，我们要保留什么东西。第三我们到底要创造、发展或者探寻一些什么东西，讲到创造、发展，尤其探寻，这个就跟洋务运动，或者“辛亥革命”要解决的中国现代化的终极问题其实挂上钩了。

　　那么所以我说其实改革开放它不光是在1949年以后的事情，并不是说1979年我们要改掉当时计划经济上的一些东西等等，这个当然都是问题的表层，其实改革开放它要解决的一个深层问题，就是1860年代李鸿章没有解决的，后来清末慈禧太后没有问题的，1911年孙中山没有解决的，后来的蒋介石，包括袁世凯没有解决的，蒋介石没有解决的，毛泽东没有解决的，甚至邓小平没有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是改革开放现在一百年之后，再加上距离洋务运动150年了，我们要思考的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的改革很多人讲都已经到了拐点上了，拐点是一个好事，因为它是从那边到这边，首先我们已经是进了一大步，我们才到拐点，我们巨大的成绩，这是无可否认的，要不然就不会有中国崛起这么大的一个事实，然后也有很多问题也已经同时存在了，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拐点，拐点我们到底是继续向前走，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走，我们还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们的市场经济和政府怎么进行调节我们的位置，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如何进行解决，这个拐点的问题，某种程度是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更多深层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标题我提出中国现代化是有一个原点，有一个拐点，最后还是要走向一个终点，那么原点改革开放的原点并不是1979年，改革开放的原点坦率来讲也不是1949年，改革开放的原点是1864年，乃至1840年，就是当时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要使中华民族开始往上走了，所以我认为这个要嫁接起来，拐点到了现在，我们现在既有中国150年的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有我们在过去30年，或者过去60年，我们要体制转换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坦率的改，今天我们已经遇到了刚才我说的五四运动，其实我们的先驱提出的很多深刻问题，提出的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

　　邱震海：改革开放已经遇到器物与制度的极大冲突

　　邱震海：其实我们仔细来看这30年我们在改革，很多问题我们无法推进，很多问题我们一筹莫展，很多问题我们非常困惑，其实我们已经遇到了器物和制度的极大冲突，请注意这个制度绝对不是基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来得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的物质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我们怎么有一个框架来予以保障，这个框架到底是什么?一百年前孙中山说是西方的民主宪政，是众议院、参议院，刚才我说是换汤不换药，他说后面的一个民族精神现代化没有完成，再嫁接上东西，参议院的框架也是没有用的。

　　今天坦率的讲，当我们改革开放走了30多年，市场经济走了20年，我们也遇到了器物和制度之间某种冲突，器物和制度的冲突来自何方，其实坦率来讲，来自制度与文化的冲突，就是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许多东西产生了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个人权力，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也没有法制的传统，而还恰我们今天要搞的市场经济是需要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困扰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说我们从原点走向拐点，从拐点最终我们要走向终点，其实我们是在探索一个什么啊?探索一个东方现代化何以成功，怎么成功的一个基本框架，西方的现代化成功，已经有框架了，那就是法制，个人权力和以选举为体征的政治民主，东方现代化不愿意全部照搬西方没有问题，我们当然不应该全部照搬西方，但是我们又能创造一些什么东西，我认为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以及未来很长时间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安东：好的，也非常感谢邱先生为我们做的点评和分析，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