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

陈平原先生新著《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值得对现代中国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与文学史感兴趣的读者关注。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共分四章，计有《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与阐释》《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与《六位师长与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等四篇长文。另设交代问题意识与研究经历的绪言《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与介绍研究方法与编辑旨归的后记各一篇。

陈平原曾以自选集的形式出版其大学研究的论文，题为《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可见，还原“历史”、考辨“传说”、阐释“精神”以及关注三者之间的互补与对话，正是陈平原的大学研究的趣味与立场。而以文学史家兼及教育史家的他，一向强调“文章”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与功能。具体到本书的写作，“其工作目标是，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第15页）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中，陈平原借助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与（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3月刊行的《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以及吴宓、闻一多、叶圣陶、许崇清、王星拱、罗家伦、浦江清、蒋梦麟、竺可桢与冯友兰等十位战时高校知识分子的十篇体式与来源不一（包括日记、书信、文书、碑铭、随笔与著作等）的文章，结合不同文类各自的写作经验、思想资源、传播途径与接受模式，在多个角度与层面上钩沉了战时十所大学内迁的历史过程，以及不同背景与身份的师生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心情，从而绘就了一幅立体而多元的中国大学“东藏西征”的图景。

之所以以“文章”为入口与支点，在陈平原看来，“文章笔墨，并非无关紧要。大学史乃广义的历史学，但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有所不同。因谈论的对象是擅长舞文弄墨的读书人，加上战火纷飞中档案的相对缺失，引入‘文章’，容易实现史学与文学的对话与互补。大框架不能动，小故事则多多益善，尤其是精彩的细节，确实很见精神”。（第71页）在“文章”的视野中观照战时中国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既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自洽，同时也包蕴了陈平原将这一时期的教育史研究从政治史、经济史与军事史的覆盖与附庸中解放出来，使其具备有“史”、有“文”、有“人”且有“情”的独立的学术品格的用心。

陈平原在自述其大学研究时曾说：“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6页）陈平原的研究，虽在文史之间，但其从“文章辨体”的角度开掘不同类型的史料潜在的阐释空间，目的依旧在于由“文”入“史”，即经由对于古今文类的熟稔与体贴入乎史料之内，同时也通过压在纸背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情怀出乎文章之外。在《岂止诗句记飘蓬》中，他聚焦于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与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战时的旧体诗作，“取‘诗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与解读，且尽可能对照其日记、书信及专业著述，说明诗中如何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心境；同时，追问旧体诗能否承担起战时联大教授于流徙中‘书写战争’的使命”。（第188页）如此立论，乃是“基于我对抗战中西南联大历史命运的关注，也基于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及情怀的理解，更基于我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质疑”。（第228页）于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中见微知著，陈平原的研究堪称兼及汉宋。所以，其启示也就不仅是对于宏大叙述“拾遗补缺”，更蕴含了以某种更为得体的方式进入这一历史脉络的自觉探究。如此“正本清源”的努力，当然值得认真对待。

晚近学界内外对于西南联大的关注，与陈平原的研究不无关系。从1997年为重印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写作跋语开始，近二十年间他一再为西南联大撰写大小文章。其中，对于一代知识分子“南渡”心境的解读，颇见其眼光与功力。他认为：“对于西南联大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南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发现。”收录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的《永远的“笳吹弦诵”》与《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两文，分别完成于2011年与2007年。他表示：“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恐。没错，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取得如此业绩，实在让人振奋。可我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第172页）在一次访谈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只能说，民国大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潜在的因素是公众对当下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满，希望借此展开分析、反省与批判”，但是“大学研究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换而言之，民国大学应当是一面镜子，而非一块砖头。照镜子可以知妍媸，正衣冠，但如果将镜中影像当作砖头四处拍打，则未必合适”。（李浴洋：《陈平原：在追摹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关于民国大学》，《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不只在西南联大研究中，他的大学研究都具有这样一种在“坚持”中突破与超越的精神。

贯穿《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的，正是不断历史化与问题化的学术姿态——陈平原不仅对于他讨论的问题一直保持审慎的距离，而且对于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也始终抱以清醒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此书都既是一种“学术训练”，也是一种“思想操演”，更是一种“精神熏陶”与“情怀养成”。这也就决定了此书在当前的大学研究“自有名句”与“自成高格”。

2015年7月28日 于畅春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