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

2006年岁末，感慨于中文系一年之内有六位教授谢世，陈平原写了一篇《行过未名湖边》，逐一记述与六人的交往点滴。其中排在最后、也是最年轻的逝者为孟二冬，他比前两位享年73岁的褚斌杰与汪景寿先生整整小了两轮生肖。陈文关于二冬教授的一段文字如下：

由于政府的大力表彰，孟二冬先生（1957－2006）的事迹，现正广为传播。我与二冬兄算不上熟悉，但对其学术状态略为了解。在我印象中，这是个安静沉稳、脚踏实地的读书人，不靠天赋才华，而是以勤恳耕耘取胜。这点，读他的《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及《<登科记考>补正》，可以看得很清楚。天纵之才毕竟很少，能用心，肯吃苦，沉潜把玩，含英咀华，就是好学者。从一个专科毕业生起步，三进北大，最后做出如此成绩，实在不容易，这需要某种对于学问的痴迷。我欣赏他生病后的乐观与执着，更敬佩他出名后的平实与澹定。不说空话、大话、废话，始终保持书生本色，这点，很让人感动。

限于此文的体例，忆述都是点到即止，这也符合平原与所记各位“说不上深交或神交”的同事身份。九年后，应二冬教授的夫人耿琴之约，由我来为平原这段文字续貂，既有此一回因缘，我的续写因而多少带有补注的性质。

平原的文章中说，他“与二冬兄算不上熟悉”，因平原无论1984年来北大读博，还是随后的留校任教，一直是在现代文学教研室。而二冬教授1985年才来北大跟随袁行霈先生读研，专业方向又是隋唐五代文学，各自的研究领域基本不交集。这样说来，我的编制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和二冬教授应当更熟悉。但这所谓“熟悉”也有限得很，原因是我主要关注近代文学，在古代教研室中属于边缘，离二冬教授专长的唐代也还有千年之遥。何况，二冬教授平常给人的印象是很少说话，性格沉静，加上我也不善言辞，直接交谈的机会实在屈指可数。即使从他1994年完成博士学业留校到2004年病倒，我们在同一个教研室十年（实则我们各自在日本教学两年、总共四年的时间应该减去），也会在每学期三两次的例会中碰面，我却完全没有留下他在教研室开会发言的记忆。这里可能有本人记性不好的问题，但也可以让我们意会二冬教授的平实，他绝对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学者。

其实，我认识二冬教授很早，甚至早在他正式就学北大前就见过他。那是1981年，我在本科四年级，后来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的季镇淮先生开了一门“韩愈研究”的选修课。由于当时在读的77、78两级文学专业的学生人数不多，选课同学大概只有十来位。而且，我们这些本科生相互熟识，一般都三三两两散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很快我就发现，课堂上还有一位身材颇高、肤色略黑的听讲者，他总是独来独往，并始终坐在后排，课间休息时也不与我们交谈。不过，他听课非常认真，每堂必到，出勤率尚高于不少正式的选修生。不久后我们也知道了，这位旁听者就是来自安徽师范大学宿州专科学校的进修教师孟二冬。所以，我对二冬教授的第一印象就是沉默不语。

二冬教授留校后，曾经住在北大的教师宿舍区畅春园55楼。我们也是这里的老住户，不过，两家的居住时间并不重合，我们搬去蔚秀园之后，他们才入住。听说他们的房间比较大，但只有一间。为贪恋此处离图书馆近，二冬教授在这个筒子楼里住了很多年，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大多是在这间寒舍中完成的。我手头就有他签字赠送的《中国诗学通论》（与袁行霈、丁放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登科记考>补正》上中下三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而以我不够专业的眼光来看，最难得、也是我最看重的是《<登科记考>补正》。在没有电脑可供检索、查阅的年代，全凭亲力亲为地翻检典籍，博搜详考，集腋成裘，成此一部巨著，可以想象，二冬教授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心血。此书的完成，不仅有助于唐代文学研究，更为整个唐五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我一向敬佩那些在资料集、工具书上舍得投入大量精力的学者，他们在成就个人学术功业的同时，也令学界同人一并受惠。因而，正是这部书的面世，让我对二冬教授产生了敬意。

在原本很少的交往中，幸好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让我们之间有过一次算得上是频密的接触。事情须从1980年代初讲起，彼时北大中文系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研究室达成协议，为加强两校的学术交流与联系，每两年，由北大派出一名古代文学的老师到东大任教。首任赴日教师正是二冬教授的恩师袁行霈先生。而1999年，轮到我来东大。两年后的2001年3月31日，我的任期结束，派来接班的即为袁先生的这位高足。

翻查当时的日记，那天下午4点，中文研究室的助手沟部良惠小姐带二冬教授到我住的房间来。因为这套房子是执教东大的北大老师们的固定居所，所以，我有责任向二冬教授介绍屋内各项设施的使用情况，以及诸如垃圾如何以及何时丢放在何处、在哪里晾晒衣服等等。6点，我们一起穿过校园，步行至东大正门外的明憩居酒屋，参加中文研究室为我和二冬教授举行的欢送与欢迎会。学生之外，藤井省三和户仓英美教授都来了。那天大家喝了不少清酒，还有一瓶冲绳的泡盛酒，聊得很高兴。但二冬教授初来乍到，和众人不熟，仍然没有太多的话。归来已过十点，藤井和二冬教授送我到家，还上来坐了片刻。

4月1日是我返京的日子。10点多，沟部仍陪二冬教授一起过来，这次还从前夜投宿的东大山上会馆带来了行李，二冬教授也就正式接替我成为这间屋子的新主人。12点过后，一位相熟的香港朋友赶来送行，我请三人到最近的根津地铁站附近吃了寿司，顺便向二冬教授指点了购买日用品及食物的超市和菜店位置。席间，还是我们三位女性聊得多，二冬教授照样很少开口。我明白，这并非他有意矜持，反倒是恂恂儒生的本色。

我对二冬教授也有抱歉处。因我派赴东大任教时，母亲突发脑溢血中风，导致偏瘫以致亡故，所以每到寒暑假，我都是归心似箭，在北京停留尽可能多的日子。中文研究室主任藤井省三教授了解我的难处，一律放行。但按照日本公务员法的规定（国立大学教师当时也属于公务员），即使假期无课，教师也不能随便离开日本。东大文学部部长终于对我的一再请假回家表达了强烈不满。而二冬教授接任后，这项政策开始严格实行，他因此缺失了很多与家人团聚之乐。

2003年的4月1日，完成了东大讲学任务的二冬教授回到了北大。第二年即2004年春，继三年前第一批支援西部高校讲学计划的启动者孙玉石、陈平原等教授之后，二冬教授也来到了新疆石河子大学。随后发生的故事尽人皆知，二冬教授也以恪尽教师职守而被树为典范。

不过，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那位沉静平实的学者形象。无论外界怎样变化，他始终如一。

2015年8月9日于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