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表妹从临沂给我寄来了几包煎饼，有地瓜面的，玉米面的，小麦面的，高粱面的，小米面的，据说都是当地的名牌。我急匆匆地打开其中的地瓜煎饼，尝了尝，印象中已经三十年没有吃过地瓜煎饼了。说实话，感觉有点失望，而且那种失望的感觉也是很正常的吧。就像张爱玲说的，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再好的月色也不免有些凄凉，何况地瓜煎饼呢。这两天又尝了尝小米面的，确如蒲松龄所说，“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味道亦更胜一筹，于是便想起故乡以及煎饼的一些琐事来。

我以为故乡的意义或许就在于离开，身在故乡，有时候反而不懂得它的意义。说起来，临沂要算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沂蒙山区一个叫作西崮的非常偏僻的小山村，隶属于以出产大蒜和黄姜的苍山县。从那个小村子出发，走上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就可以登上著名的抱犊崮。村子西边有一个山寨，传说是《杨家将》中穆桂英占山为王的地方（这显然是乱说）。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家里受到“走资派”父亲的牵连，被流放到老家去。当时母亲生着病，自理尚且不能，更别提照顾五个孩子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出生了。六年后离开那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只记得屋后面有一棵梨树，溪里的水虽然不是常常有，却异常寒冷。另一个更深一些的印象，便是坐在五零的拖拉机上，一直开，一直开，直到现在还常常做那样的梦。这是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拖拉机抵达的地方叫张汪公社，位于富裕的滕县的最南端，向北要走四十几里路才能到县城，西、南两面与微山接壤，东南几十公里处便是绵延不绝的丘陵。我一直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或许这才是我真正的故乡。

“张汪”的“汪”，说得时髦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湿地吧，然而根本见不到水的影子，只是地势比较低洼一点而已。这名字，真是土掉渣了，到现在我还羞于向人提起。当然，这多半是自己的无知和虚荣在作祟。说起历史来，这可是一块响当当的地方。知道的人会说，那地方靠近《铁道游击队》里的那条铁路，民风彪悍贼急得很。这大抵是不错的，可是也属于只知其今，不知其古。小学放学后，我们一帮子没人管的小子们常常四处乱串，有的时候就跑到几里之外的城墙上玩。说是城墙，其实早已风化得饱经沧桑，只留下一段夯土的模样，上面零星地长着些青草，随风吹舞，跟着城墙一起向着远方延伸。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国故城遗址，当年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封地，焚券市义、狡兔三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史记正义》云：“薛故城，在今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也。”孟尝君的墓则在滕县南五十二里处。还有人说，古徐州的首府也在这块地方，《史记正义》所引《纪年》就有“梁惠王三十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的记载。原来这块地方，曾经孟尝君父子两代悉心经营，是当时的一个大都会，在文化风俗方面与鲁文化远，与齐文化近。鲁文化恪守夫子之道，齐文化则崇尚兵法、机诈智勇。《史记》说齐地风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薛人毛遂大概受此风濡染，而叔孙通之流则更擅长权变之术。司马迁在《孟尝君列传》结尾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追随孟尝君的，看来除了鸡鸣狗盗之辈，还有些魁伟任侠之徒，所以当孟尝君被赵人轻蔑地视为“眇小丈夫”以后，他的门客才可以“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小的时候，不晓得村里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争强斗勇，原来很有可能是那些“暴桀子弟”、“任侠奸人”风气的遗留，腔子里原本流淌着不一样的血。离开我所在的镇子西面二十几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欢城，我曾无端地以为那里就是弹铗而歌的冯驩故里，近来看到网上的材料，发现居然真是如此，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古薛地的方言也有些奇怪，与周边各县不一样，而与徐州、皖北方言比较接近。以前读王安忆的《小鲍庄》，里面的方言常有人感觉怪异，在我却是天籁一样自然的乡音，所以我怀疑滕州方言是古徐州方言插入鲁南的一枚楔子。这或许是因为这块地方在行政上一度属鲁国，一度属徐州，在语言上却与徐州较近。在食物方面，最出名的也许是煎饼。煎饼的品种多种多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老百姓大抵只能吃上地瓜面的煎饼，过年过节才会烙上一些白面煎饼，只有家里地位最尊的人和最受宠的孩子可以享用。煎饼最大的好处是易于保存、省事，烙一次可以大半个月不用准备饭食，只要准备些菜和稀饭就可以了。夏天比较讨厌，煎饼会发霉，于是常常把煎饼重新加工，在鏊子上烘干，折叠起来做成干煎饼。在我家，那种煎饼是父亲独享的，别的人只能吃地瓜和玉米煎饼。曲阜有一种叫“酥客斯”的煎饼，加了花生粒，煎得异常干酥松脆，一吃满口掉渣儿，做法要更精致些。泰安有一种糖酥煎饼，甜甜的，薄薄的，以前坐火车的人常常能买到。据说，博山一带流行酸煎饼，一直没有机会品尝到。看网上的资料，还发现陕北的瓦窑堡、江苏的宿迁、邳县也以煎饼著称，可见这种食品的生命力有多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种食物的背后往往也留存着各自的乡土记忆和文化酸辛吧。煎饼这东西如此广泛地存在于泰山以南、济宁以东、博山以西、徐州以北的广大区域，以至于煎饼卷大葱成为一个标签式的东西，或许也有它难言之隐吧。我们也许可以学晋惠帝那样傻傻地问一句：奈何不卷肉？之所以要卷大葱，是不是也和物质的匮乏有关呢？在我的印象中，一般人家是不用煎饼待客的，来了客人，烙单饼、油饼，或者去买馒头、烧饼。煎饼是给自己家里人吃的，与大葱、辣椒配在一起，给人一种粗犷、辛辣的味道，倘若卷肉的话，风味当更佳。

然而我究竟不能忘怀煎饼的味道，哪怕只是配上那种极咸的老咸菜，也还是自有它的独特的地方。特别是新麦子、新玉米下来的时候，大嫂肯定要烙上厚厚的一摞煎饼，那种新麦子的、新玉米的味道便弥漫在空气里。现在的包装好的煎饼，无论烙得多么薄，终究是没有那种新鲜的原麦味道，那种新鲜玉米的馨香。做煎饼的糊糊，可以用面粉和，也可以把麦子淘洗干净直接去打，可以加点高粱、豆子之类的杂粮，做出来的煎饼干燥不黏，有韧性和嚼劲。何况烙的时候，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卷上大葱、咸菜、韭菜花、豆角吃。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吃煎饼，总喜欢用蒜臼子把鲜辣椒和干的红辣椒捣碎，加上大大的生豆油，那种味道够劲辣，我们也常常要凑上去一起吃。有时候还可以专门备好各种蔬菜，做一次菜煎饼，那味道岂是流行沪上的煎饼果子可以相提并论的。记得前两年回家，曾在县城吃过两次菜煎饼，那味道真是让人欣喜不已。现在的煎饼不少是机器制作的，可是滕州城里还是有不少人手工烙煎饼，保留着麦子粗糙的口感，火候、味道都远胜机器煎饼，放在冰箱里可以保存很久。我以为这种煎饼要远远胜过薄薄的酸煎饼、甜煎饼等等，也许还是私心在作怪吧。

煎饼有着广泛的食用区域，但人们对它的历史却不甚了然。有人以为诸葛亮是发明煎饼的祖师爷，这恐怕有点不靠谱。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了不少做饼的方法，也没有提到煎饼。倒是有则笑话，和煎饼二字关系颇紧。旧题侯白的《启颜录》曾提到北齐高祖高欢出过一个谜语“卒律葛答”，众人皆猜不出，唯有那位可称一代搞笑大师的石动筩猜中了，谜底即煎饼。“卒律葛答”为鲜卑语，译成汉语即“前火食并”，乃是用拆字法布的一个谜面。又东晋王嘉《拾遗记》云：“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宋人李觏有一首诗与此风俗有关：“娲皇没后几多年，夏伏冬愆任自然。只有人间闲妇女，一枚煎饼补天穿。”然而这恐怕也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煎饼”，石动筩所说的煎饼是用“铛”煎的，不是用鏊子烙的，而且“江东”向来也不以小麦粉为原料的煎饼为主食，因此与山东特产“煎饼”关系不大。比较有名的倒是蒲松龄的那篇《煎饼赋》，“圆如望月，大如铜钲”的形状，“掬瓦盆之一勺，经火烙而滂淜，乃随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蚁行，黄白忽变，斯须而成”的制作过程，而且还可以掺入莜面、蜀黍，则纯然为今日之煎饼。据蒲氏序言，似明代才流行这种薄饼。我曾浏览过元人韩奕的《易牙遗意》，所载做饼方法都需要加入油、糖、肉馅等等，然后煎炸，尚未出现这种薄如剡溪之纸的薄饼，可见柳泉老人的说法是可信的。然而《煎饼赋》所写的吃法却与卷大葱者不同，“夹以脂膏相半之豚胁，浸以肥腻不二之鸡羹”二句，分明说吃煎饼要夹的是肥瘦相间的肉排，或者泡在肥腻适度的鸡汤中食用。最奇怪的，是关于隔夜煎饼的食用方法，柳泉居士写道：“若夫经宿冷毳，尚须烹调，或拭鹅脂，或假豚膏，三五重叠，炎煿成焦，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更有层层卷褶，断以厨刀，纵横历乱，绝似冷淘。汤合盐豉，末挫兰椒，鼎中水沸，零落金条。”这是说给隔夜的煎饼抹上动物油脂，然后重叠起来用火煎烤，使之焦脆酥爽，然后用刀斩断，就着美味热汤来吃。这个吃法实在奇怪，其效果类似菜汤泡煎饼，蒲氏以为绝似冷淘（即凉面），恐不太确切，不过被他这样一写，不知要馋倒多少无知后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很喜欢煎饼泡热菜汤，只是从来没抹过鹅脂猪油之类的东西。但是一辈子穷困潦倒、牢骚满肚的蒲松龄，究竟是真的过着这样略显奢侈的生活，还是在拿着煎饼说事，抒发他野老的傲娇劲儿呢？只要读一下《煎饼赋》的后半部分，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好了，就先写到这儿吧。我的冰箱里还有几个滕县煎饼，待我拿出来抹上“鹅脂豚膏”，好好享受一番。可是，到哪儿买“鹅脂豚膏”呢？

文/张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