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到1938年初，我都在广州过，读私塾，读小学。广州这十年基本上属于“陈济棠时代”。

陈济棠是广东军阀，当时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着干，人称“南天王”。我在广州的报上常看到讽刺蒋介石的漫画。市面上不用“国币”而用“省纸”，就是广东省银行的钞票，不讲元角分，而讲“蚊”（相当于元），毫子，简称毫（银币），仙士，简称仙（铜板）。只要到金融街十三行，就可以听到震耳的筛毫子的声音，是一家家钱庄在筛毫子。他们有一块块排列着毫子空槽的木板，把毫子倒在板上，筛到每一个毫子落到空槽中，就说明已有多少个毫子，倒进草袋，以此计数。这就用不着一个个毫子数了。而作为“南天王”，陈济棠在广州也确实颇有建树。中山纪念堂，观音山上的中山纪念碑，珠江上原来可以开合的大铁桥，就都是在他那时候建造的。

1936年广州市民人心惶惶，考虑要不要回家乡躲避战火。因为这一年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宣战。可是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在韶关反水，投靠了蒋介石，陈济棠不得不下野，连夜离开广州，逃到香港。“陈济棠时代”也就结束了。

当时，我在广州荔枝湾多宝路的岭南分校读小学，学校对面是广东国民大学，蒋介石到了广州曾到这个学校来演讲，因为他来时周围戒严，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以后，国民大学就出现了一帮人，有点像国民党的打手。我们河南（珠江南岸）岭南大学的大学生来市区宣传抗日，国民大学这班打手就来捣乱，甚至打伤了我们岭南大学的同学。我就看到过被打伤的同学到我们分校医务室治疗。

1937年我小学毕业，抗战随即爆发，日本飞机轰炸广州，我回广东乡下避难。几个月后我就回到成为“孤岛”的上海，回到爸爸这里。

文/任溶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