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法

吴宓（1894-1978）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反对者。吴宓也是著名的日记作家，一生留下数百万字的日记（《吴宓日记1910-1948》十卷，《吴宓日记续编1949-1974》十卷，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别于1998-1999年和2006年出版，所收日记从1910年10月1日起到1974年1月23日止），而他居然在日记这一私密性的写作中留下了不少称许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文字，的确是令人感到特别的意外。

吴宓是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毕业生（1911-1916），曾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哈佛大学（1917-1921），回国后长期执教于各大学外文系，可以说是一位主要接受了西化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然而，由于个性、经历尤其是留学期间受美国白壁德 （Irving Babbitt，1865-1933）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吴宓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激烈的反对者，以一位中国传统文化守护者的形象立身于现代中国。

早在留学美国时期，吴宓就于1921年春天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第8卷第1号发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Verse。”“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馀屑。”“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崖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回国之后，吴宓又将此文发表在1922年4月1日出版的《学衡》杂志第4期上，同时更在其负责编辑的《学衡》上发表了很多批评、否定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但历史与人世是复杂的。也就是这位激烈反对新文学的吴宓，在1925年2月，5日刚由东北抵达北京赴清华学校任职不久，就于7日参加了著名的新文人社团“新月社”的灯会并见到了胡适、徐志摩这两位著名新文学作家。也许是因为和新月社人员有了交往，吴宓紧接着在4月份为新月社成员杨振声刚刚出版的新文学中篇小说《玉君》（北京现代社1925年2月初版）写了一篇评论，以“评杨振声《玉君》”为题编入《学衡》杂志第39期。这是《学衡》发表的第一篇正面评论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文章，也是吴宓第一次正面评论新文学作品，尽管他直到1925年12月20日还与人商量着要“选辑攻诋新文学之论文，刊为一集”并决定自己“筹款”印行（吴宓1926年1月1日、2日日记又写到此事，并拟将文集定名《白雪集》，不过似乎后来并未落实）。此后，吴宓在其主编的《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上还陆续发表了对老舍、茅盾等新文学作家代表作品《二马》《赵子曰》《子夜》等进行肯定评价的文章。

1928年7月30日，在南游轮船中的吴宓因为林宰平的介绍认识了新文学作家沈从文：“又与沈从文谈至十一时始寝。沈即作《阿丽思漫游中国记》之少年也。年二十六岁。湖南凤凰县人”（按，日记中提到的沈从文小说，准确的名字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吴宓可能将其和赵元任译英国LewisCarroll著Alice's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混淆了）。在1930年8月2日的日记中，吴宓又对著名新文学作家周作人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读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一书。理解尚通达。”可见，这时的吴宓，不仅早已能够非常平静地与新文学作家交往，而且对新文学作品也有了相当广泛的阅读。

此外，从吴宓日记中也可以看到，他从1933年开始与当年活跃一时的新文学女作家卢葆华（1898-1945）曾经保持了多年的亲密交往。而据《吴宓诗集》（吴学昭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第1版），他还在为同代女词人孙祥偈（荪荃）1936年出版的线装本旧体诗词集《荪荃词》题词时言及作者的新诗集，颇有称赞之意：“作者有《生命的火焰》新诗集，一九三〇年出版，予早已得读，并深钦佩。”其实，在1933年12月18日出版的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11期上，就已经发表有“荪荃”的新诗《我悄然的在窗下徘徊》，是该刊发表的不多的新诗之一。当然，这其中更多可能是出于人情交往的选择，并不能说明吴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对新文学的态度。

到了1940年，吴宓虽然在3月14日偶尔听到朱自清说“浙（江）大（学）今亦授新文学，命丰子恺教授”而觉得“横受”刺激，但他在稍后的日记中还是客观地记录了自己阅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5月5日，“读萧乾短篇小说集《灰烬》。其中《刘粹刚之死》一篇，令人感动。论刘君致死之因，亦中国人治事不敬之过也”。5月23日，“晨至夕，连读老舍著《骆驼祥子》小说，甚感动。以为此小说甚佳，脱胎于《水浒》，写实正品。描叙人力车夫之生活心理环境，甚详且真，而不乏忠厚之意。法之Zola等实不及也。又此书能摄取北京之精神及景色。留恋古都者，当深赏此书”。这样全面而又准确地肯定小说内容与写法的评价，的确不似一个一向对新文学持否定态度者的言论。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联大，“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现代短篇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41页。按，此书注释说明这是引自杨树勋《忆吴雨僧教授》，ZJWX1.5：26[1962年10月]，原文未见，应是发表于台湾1962年6月创刊的《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五期。）来自著名的新文学反对派人物吴宓的正面肯定，对沈从文之晋职而言，较之当时西南联大校内那些以新文学创作著名的学者如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肯定，相信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吴宓对沈从文新文学成就的肯定，也展示了他渐趋理性公允的文学判断。

如此回头再看吴宓当年为《学衡》杂志所拟定的宗旨，显然表达的也就是他个人的文化立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第3期，1922年3月出版）尽管真正做到相当不易，但展示的无疑是一种理性客观的立场，恐怕这也是吴宓之所以能够在后来逐渐正视乃至称许新文学的思想基础。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