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坚

母亲年逾九旬后，像许多这样的老人一样，记忆能力急剧衰减，一问故人旧事，常甩出的一句话就是，“记不得了！”明明头两年还提起过的人和事，末了惟余摇头、莫名，茫然一片了。每至于此，便愈觉抢救历史记忆（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之紧迫！

去年替她整理旧物，从抽屉一角偶尔发现了一个薄薄的灰纸面旧笔记本，上有“苏州振华女学校中学部 练习簿”字样，那是她抗战前就读过的学校。笔记本里有她手记的“八·一三”后逃难的经历与零星见闻，6页半，1600字。78年前抗战初起时出自一个初中生之手的一份简短笔录，能存留至今，也算是不易了。

以往曾听母亲和家中其他长辈说起过战时的流离生活，但对他们逃难的具体时间、路线和经历却不完全清楚。找到这个笔记本后，还原某些细节就便利多了。综合母亲遗留的其他资料推算下来，他们一行大概是在1937年9、10月间从上海出发，或汽车或火车，一路南行。躲过空袭，沿途也见到预备开赴前线的中国军队……经嘉兴、杭州、南昌、株洲，至湖南湘潭，在外祖父友人的湘潭家乡避居约大半年，旋因时局日蹙，次年7月只得再度动身，经衡阳、全州，抵桂林。又住了几个月，在1938年11月转迁香港，途经柳州、贵县、郁林、陆川、广州湾（今湛江）等地。母亲的笔记记到香港就戛然而止了。然而这一路，走走停停，竟跨越了差不多小半个南方中国。

流离生活艰辛，留港亦非长久之计，1939年上半年待局势稍定后，外祖父戴戟将军考虑还是让家人从香港经水路返回上海，毕竟那时的上海处在“孤岛时期”，尚有租界可暂栖。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占租界后，时局骤然又紧。从抗战人士眷属的安危计，1942年初，外祖父安排其副官傅伯儒先生再次带领外祖母和母亲全家离开上海，仓促转赴皖南，在那里同甫自行署主任任上退下的外祖父会合。所以整个抗战期间，家里的逃难其实经历了两次，母亲笔记所述，仅为前面那次。

日寇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深重苦难与灾祸，母亲时值学龄，读书之时，他们那一代人自然饱受其害。教育讲求系统性、完整性，需要安全、和平的环境，但对那时的大多数中国学子而言，这只是一种奢望。兵荒马乱，衣食不周，哪里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过，从母亲的逃难笔记和平时交谈零星所得的印象，那时即便如此，半壁河山已陷敌手了，她也没有中止念书，非战区的学校教育实际上并未完全停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除非遇到极特殊情况，一般是绝对不会中断教育活动的，必定总在苦苦撑持和坚守。母亲也因着家庭之故，尚不至沦落到完全辍学的境地，只不过上课念书，常在断断续续之中。

逃难那几年，母亲走一路念一路，读读停停，似乎总还有空间可供依凭。那时的战事和敌寇占领，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大都市、铁路沿线和沿江一带，国统区广大内陆腹地，战火暂时尚未延及，实际上仍有不少学校在继续运转。平津沪宁等大城市的一些学校师生，拒当亡国奴，纷纷另辟蹊径，搬迁内地，教育秩序总体不曾中断。不光有北大、清华、南开合成的西南联大，以及复旦、中大、厦大、武大等内迁名牌大学，还有很多城市的中学也都尽力摆脱日寇的控制和骚扰，毅然内迁，弦歌未辍，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继续培育民族英才而砥砺、奋进。这也恰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忍不拔。

母亲他们都明白，年轻学子无论如何必须读书学本领，此为第一要务，日后方能成为有用之才，报效社会。她的念书，从战前在苏州振华女中读初一起，初二、初三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一路上，曾相继在湘潭女中、桂林女中，后又在香港教会办的真光女中临时借读过。有时凑合一个学期，有时半个学期。1939年返回上海租界期间，又在中国中学念过，此后甚至还一度踏进作为高等专科学校的上海美专的门槛，在五年制音乐系一年级读过一个学期。到抗战中后期全家再迁皖南屯溪相对稳定时，才又入徽州女中续读高中。她在徽女中结交的同窗，有的一直保持联络至今，成了终生不渝的好友。听她徽女中的同学说起，那时在南方国统区，学子考上西南联大这样的名校，也可以想办法从内地辗转赶赴昆明的，只是战时交通不便，需要多拐几个弯。抗战胜利前夕，母亲独自去了福建南平，就读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曾听她说起，该校位于黄金山麓，面对闽江，风景极佳，校内尚有几位美籍外教，跟中国学生的关系很好。几年前我出差福州，好不容易找到了这家战后迁返福州而近年又恢复未久的老校，带回几份赠阅的校刊图册，母亲听我讲述着见闻，也显得很兴奋。

母亲的学生时代一多半可说是在战火烽烟里度过的。同时也让人想到，还有更多的母亲那样的同龄人，则由于那场被强加的残酷战争而永远地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直至抗战胜利后，外祖父领着全家返归上海，母亲才在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英国文学系最终完成了她的学业。

外祖父四海为家，常年动荡的军旅生活，对母亲的求学生涯自有影响。后来又是抗战期间的流离，似都难得久居一地，到东到西，母亲上学都得插班。记得过去听母亲说起不少曾经念过的学校，如广州的执信小学、培正小学，然后才是苏州的振华女中和附小，前两年她甚至还说得出当年振华校长的名字。但变动最多的，仍是无法忘却的逃难岁月。那时的中国学子读书之不易，远超二战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也不同于我们这拨赶上“文革”祸乱，教育停滞而致失学的人。

因着外祖父的关系，母亲自幼深受爱国思想的耳濡目染，对艰难悲苦者时生同情、怜惜之议。她逃难笔记中就提到了南昌车站的一幕：……第二天，“我们便冒着雨到了火车站，见有许多兵士都坐在火车站的地上。这恐怕是预备开到前线去的吧！唉！他们真可怜呀！他们就要到判断生死的地方去了。但为了救国问题，也只得拼了生命去碰他们的运气了。”言语间，流露出对将赴前线的军人命运的担忧和感慨。其实我们今天都已知，正是当时这一车车、一批批源源不断投向淞沪会战战场的中国士兵，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在后来很快卷入的浴血苦斗中，打破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自身则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与他们在南昌车站擦肩而过的母亲，虽只是13岁的娃娃，是否也已预感到了什么？

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在上海民众热火朝天的抵制日货风潮的促动下，性情素来温和的母亲，年仅七八岁的小孩儿，竟一怒而将一套别人送的日本玩具给砸了。母亲抗战流离岁月用过的书和其他遗物，已经很少再有见存的了，只是家中书柜的藏书里，至今还夹有一本母亲初中时用过的旧中国分省地图册，蓝布贴面，欧阳缨编绘，武昌亚新地学社1938年出版。里面每一页图幅上的不少地名，都有她用红铅笔画的圈和线。她地理课上得认真，“祖国”的观念早已深深嵌入心田。这本地图从时间来看，差不多就是母亲逃难或稍后时期使用过的，至于究在哪个确切的学校、地点，她已完全没有印象了。然而就是这本承载着母亲心迹的早年地图册，我会一直好好珍藏的。

编者附识：

作者母亲系十九路军将领戴戟之女。一九三二年，戴戟曾与蒋光鼐、蔡廷锴一起指挥淞沪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