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女排比赛了吗?”或者，“你在看女排比赛吗?”在女排世锦赛、奥运会或其他赛事举行期间，晚上打问安电话，九秩高龄的母亲都会这样问我。我忙答应母亲，打开电视机，讨论讨论当天有哪几场比赛、中国队赢了没有、比分是否难看、徐云丽发挥好不好、王一梅为什么没有上场等等，至于“郎平为什么要给外国队当教练”、“郎平回来带队有进步”、“很多新队员我都不认识了”、“男排不好看，发球扣球，回合少，一下就打死了”之类话题，虽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亦是老太太喜爱中国女排的题中之意。

母亲端坐在小轮椅上，做好准备工作———打开眼镜盒，把眼镜擦拭干净，把膝上的棉毯盖盖好，开看。有时我回家会在旁边打岔，要母亲边看比赛边做做手指操，活动活动腿脚，母亲反对，“要聚精会神”地看。母亲认真地数着比分，心情跌宕起伏，要是中国队输了球，会难过。偏偏国家队近年成绩起伏，便用电视回放功能，挑国家队打得好的场次看，母亲看不厌。

母亲喜欢女子排球，源头在少女时代。上世纪三十年代，母亲就读于长沙周南女中，体育课打排球，“那时是旧式打法，九个人一边，站成三排，我的位置在第三排的边上，”母亲记得清清楚楚，“位置站定了就不动了，发球是轮流的，”母亲做一个发上手飘球的动作。我上大学时只会挥臂用虎口发球，震得虎口生疼。“郑阿姨个子高，打得好，她的位置在第一排正当中，还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像明星一样神气，我们都去当拉拉队，”母亲的目光仿佛穿透时光的重重迷障，中学生时代打排球带来的身心愉悦毫无损耗地珍藏在记忆深处。这不是母亲一个人的记忆。母亲的老同学郑阿姨先在台湾后在美国生活，身体好的时候，闲暇消遣是看国内带去的女排比赛录像带，在那些高高跃起扣球、鱼跃扑地救球的年轻身影中寻觅往事的欢乐;重病之后，儿女们发现看比赛录像是老人最大的慰藉。

我有很多想问的，比赛规则复杂吗?　有什么战术组合?　教练是男是女?　赢了球会不会击掌庆祝?　打球时也穿那白色斜襟上衣、黑色短裙吗?　我在母亲的老照片上看见过当年的校服，素净雅致。母亲兴致盎然，回忆的流水转了方向，“读初中时我还是学校跳高、跳栏的纪录保持者呢。”母亲的初中是湘潭县立中学。我一愣，赶紧跟上母亲思绪，先不管“纪录”，“什么是跳栏?”母亲笑了，“就像刘翔的跨栏，我们是跑几步，跳一个栏，再跑几步，跳过去。”我想象了一下，没纠缠一次比赛要跳几个栏的问题，“那么，跳高用哪种姿势?”“我从正面跑过去，”母亲比划着，这显然不是跨越式，“一个转身，双脚落地!”也不是俯卧式，更不可能是背跃式，我糊涂了。母亲认真回想，非常肯定，“先转身，再落地。”哦，多美妙的跳跃，女孩迅跑，在横杆前一越而过，短短的黑发和黑裙一起旋转，一起飘动。

周南女中在民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内地县城湘潭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这么丰富多彩、这么活泼有趣是我没想到的。有研究者认为，湘潭“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近代以来，湘潭成为湖南地区人才荟萃之地，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近现代湘潭的教育分不开。甲午中日战争后，湖南省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改革，湘潭也包括在其中。民国时期，湘潭县私立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填补了当时因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造成的公立教育的不足，使教育得以延续下去，并且培养出大批的人才。”其时，新式学校取代旧式学塾尚为时不久，怀抱“教育救国”宗旨的师长们思想开明，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深谙体育教育对于品格养成的重要作用，真令今天全力扑在应试、升学上的学校教育汗颜。

我回过神来，“纪录是多少?”我小时候也跑得挺快，得过学校运动会短跑冠军。“不记得了，”母亲淡然。“创了纪录有奖状吗?　有奖品吗?”“什么都没有，”母亲坦然。这么简陋啊，没劲，好歹奖励个本子、铅笔什么的。“有一个人，举一个牌子，牌子上写，×××，××项目，得第一名之类，”然后呢?“举着牌子在操场上走一圈，让大家看到，”母亲的眼睛和嘴角都在笑着。

我突然感动得要命。这真是一份值得珍藏的骄傲与荣耀，胜过物质奖励无数。

从古希腊马拉松优胜者头戴荆棘桂冠到现代奥运冠军身披国旗绕场向观众致意，体育活动褒奖优胜者、激励参与者的独特方式，跨越岁月长河，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获胜者永远铭记挑战自我的时刻。有人欢呼吗?　赛场沸腾了吗?　纪录能保持多久?都重要;更重要的是享受生命活力，一生葆有对体育的热爱。

我不记得母亲参加过什么体育活动，母亲总是忙碌，工作，家事，照料父亲和我们，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时母亲已是七十六岁高龄。我一直以为自己对体育的爱好来自喜欢足球、登山、舞剑打拳的父亲的遗传，可我现在牢牢记住了那个站在排球场第三排角落里的少女，活泼泼的，身姿灵动，接一个横飞过来的球，明亮的笑容焕发在她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