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

儿子从住读的学校回家，说起老师布置的一项课外“作业”，让他们各自动手，找寻一下自己家庭里面的家风与家训。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孩子的外祖，也就是我的岳丈郭家。

我的岳祖父郭宝钧先生，是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殷墟考古发掘及学术研究的全程参与者及主要贡献者之一。余生也晚，难亲炙其教诲，但平日与岳丈交谈，时时谈及岳祖宝钧先生的道德文章，其言传身教已成为后代相传的家风家训，到了像我孩子这样的曾外孙辈，依然可以感同身受，受益匪浅。古诗曰，“南风之薰兮”，良有以也。

岳丈言及宝钧先生，最为感触的就是其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尚虚玄，是其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准绳。宝钧先生，是考古界先辈，对于殷墟发掘，是主要功臣之一。解放后，郭沫若先生在历史分期大讨论中，为了证成商周奴隶制之说，遍寻考古证据。一次科学院会议，宝钧先生言及殷墟墓葬之中似有人殉之迹。沫若先生如获至宝，让宝钧先生书面写给他。后来宝钧先生又把相关内容写成　《记殷周殉人之史实》　一文，在　《光明日报》　上发表。宝钧先生旧派学问人，不说满话，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文章的末尾说，此一段史实，对于古代史研究，究能说明何事，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总之是，敬请高明再作深究。不意此言开罪沫若先生，竟在其后收于《奴隶制时代》　的相关文章中反唇相讥，称如此明显证据还看不清楚，“岂非捧着金饭碗讨饭”。两郭文及信，俱见　《奴隶制时代》，可参看。即使如此，宝钧先生依然坚持，不在学问面前说过头话。这一个实事求是的家风，实在是立人立言须臾不可离的原则。

还有一条也很重要，宝钧先生从来不从学问之中“讨生活”，而是恰恰相反，永远从生活之中求学问，处处留心，事事皆学问，不钻牛角尖，不入象牙塔，更不能借着学问有所钻营。岳丈及其兄弟姐妹，也就是孩子母亲方面的各位姑伯，逢年过节聚在一起，总也会提及他们的父亲，总不忘说起这么一个故事。在对古玉的研究中，宝钧先生在“器名”与“器用”的通解上，用力极勤。古来相传的古玉器名中有一种叫做“瑱”，说文释“瑱”为“以玉充耳”。然其“充耳”到底作何用途，则古来说法不一，释名曰: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也，塞耳亦使人止听也。更有解释作“为闭奸声”者。但宝钧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古玉的演进，基本是由实用，而玩好，而礼仪化。止听闭奸声，是礼教大兴后之附会，古义决不如是。一次，田野考古，遗址在山上，上上下下极为不便，宝钧先生得隙便在考古现场和衣小憩一下。泥地虫多，很容易爬入耳道。宝钧先生生活经验丰富，会动脑筋，便从废纸上撕下纸条，捏成小圆纸球塞在耳朵里，虫子就钻不了空子了。就是从这一个生活小插曲中，宝钧先生“灵动一机”，大受启发，推测那种叫作“瑱”的小玉器，很可能就是当时古人住在泥屋里，为防虫子进入耳道而发明的一种生活小用具。这一内容俱见宝钧先生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　《古玉新诠》　一文中。这篇论文是用现代考古学系统论述古玉的第一文，后世论者只要论及古玉，总绕不开它。而它是从生活中得来的学问。做人做事，一离开生活这个根本，常会一无是处。

还有一点，我的印象也很深刻。平时，岳丈听闻外孙功课做得晚，常常会提醒说:读书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但绝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说这一点也是得之于岳祖宝钧先生。不仅读书，生活中的其他事，人生遭际，也都是这样，可以艰苦，但绝不要痛苦。这内在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乐观精神，也就是儒释道均能融会贯通的那一种“欢喜心”，对生活的热爱和投入，能够面对一切，不存患得患失之心。宝钧先生一生，事业恢宏，但生活遭际十分坎坷，自小失怙，家境清寒，凭自己之力，在北师大刻苦攻读，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学成回乡办新式教育，也是几经磨难，后在河南教育界立定脚跟，最初以省代表参与殷墟发掘，最终凭借扎实的学问基础，正式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董作宾、梁思永、李济等考古界名家为同道。正在中国现代考古学逐渐走上正轨之际，抗战爆发，史语所不得不西迁至四川李庄，其中艰难，一言难尽。然而，抗战学术机构的迁移史，却恰恰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精神不灭、“弦歌不辍”的明证，其中，艰苦中的乐观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全国解放后，一时心情舒畅。是那一份乐观精神，那一份压不倒的精神，支撑了宝钧先生，在人生的最后一阶段，把一生学问进行了　总结，留下《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　这样的遗作。没有那一份热爱，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据岳丈说，在艰难中，宝钧先生的那一种兴趣和求知欲，没有一丝减少。关于青铜器的冶炼技术，他也要探求个明　白，甚至向　自　己在清华学治金专业的女儿求教，完全弄懂了才放心。在学问上，知道什么是对的，还只是懂了一半;不仅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且还知道什么是错的，那才是全懂了。同样，只知道什么是幸福，还不能说懂得了人生:只有在艰苦之中依然不失热爱生活的那一份“欢喜心”，那才是把人生的大书完全读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