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

这几天，在看一本历代易学著作的提要，觉得书名实在相似度太高(有些直接是重名)，几乎到了难以分辨的地步。《周易集解》、《周易注疏》、《周易折中》、《周易述》　……除非经人指导，你知道了某本书的作者，所属的年代，以及这个作者对易学的特殊贡献，这才能看出其中的波澜壮阔，否则，便绝难从书名直接推断某本书是否值得翻开。我一边在这书名的森林里打转，一边就想，那些诚恳的古人没有把书推广出去的义务，只想着竭力为博大深奥的易学添加点自己的心得，在绵延不绝的河流里开拓一条看得过去的支脉，为书取名几乎是后发且随兴所至的，或许还惦记着某种意义的致敬，便难免朴素到不惧重复的地步。

现在负有自我广告责任的书名，难得如古人那样从容朴素，甚至同一本书，也会在不同版本里出现不同的名字。唐诺这本　《眼前》　还算幸运，朴素的主标题保留了，改的只是副标题———繁体本是“读　《左传》”(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10月)，简体本，则变成了“漫游在　《左传》　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我不知道这样的改动是否有利于书的推广，只无端想到了曾一度被视为枕中秘籍的“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里的标题。

这样的开头，实在有点拖累此书的卓越，那就言归正传:这是我最近读过的近人著作里极好的一种，如果不能说最好的话———要不是囿于所见，我甚至想把西方的大部分近人著述也包括进去。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我觉得应该有个相当程度的高手，持此一卷，对人讲解，勾勒此书的闳深、阔大、沉郁、博学，提点其中的误会、歧途、枝蔓、芜杂，引出更进一步的向上之路。我们未必幸运到会遇到这一程度的高手，即使遇到，也未必愿意讲解此书　(有无数程度更高的好书可以讲解不是吗)，那么，暂且就此写一系列的文章吧?第一篇，就来说说书名“眼前”和自序“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唐诺坦言，《眼前》　有一参照之书，即博尔赫斯的　《有关但丁的九篇随笔》　(简体本译为　《但丁九篇》)，而这个参照，重要的是博尔赫斯作为写作者与　《神曲》　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关系”。如柯勒律治的名言，“诗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读书也一样，“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也就是说，在阅读一本　《左传》　这样的书的时候，尽管你知道“怀疑是有益健康的”，还是最好学会信任，因为怀疑一向比较容易，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信任呢，要难得多，比如很容易质疑，被称为历史著作的　《左传》，如何知晓了会盟的密室细节，看到了宫闱的床笫之私，听到了贤者的屋漏独白……如此一路问下去，《左传》　费心经营的一切，会无声无息地倒塌在漫天的怀疑尘埃里。

信任还是怀疑，这是个问题，甚至是一个让诸多伟大心灵彼此分歧的问题。1769年，莱辛　(GottholdEphraimLessing)　在《关于古代事物的通讯　(45)》　中写道:“我们所见比古人多，可是我们的眼力也许不及古人:古人所见比我们少，但是他们的眼力(尤其对于阅读来说)　也许远比我们更锐利。”人得怀着信任，“以特有的小心”(withthepropercare)　去阅读那些古人(尤其是堪称贤圣者)　留下的文本。与莱辛差不多同时的康德则反其道而行，声称读者可以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也就是确认自己的智识在作者之上，当然就不用谈到信任了。更有甚者，则直接告诉我们，不管信任还是怀疑，反正作者的意图根本无法弄清，索性回到个人的生存处境，按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古人就是了。

不是因为进化论，古人和今人谁更聪明的问题，早在达尔文之前就争论不休。弗朗西斯·培根在1605年写道，“世界的老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属性，而不是古老生命生活的早期时代。虽然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要老一些，但就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那个时代才是年轻的”。有道理吧?　后来者可以站在古人的肩上，吸收他们的经验，从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当然就更有智慧。稍晚于培根的坦普尔可不这么认为。他在　《论古今学问》　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若是侏儒，即使站在巨人肩上仍是侏儒;我们若是天生短视，或对周围的情况不像巨人那么了解，或由于胆小和迟钝在高处感到晕眩，我们就是站在巨人肩上，也比巨人看得少”。

这个有名的古今之争，始自十七世纪，至今还没有消歇的迹象。对我们来说，不用急着表明立场，也不必非要即刻给出结论，如唐诺这般，稍微缓和些说出自己选择某一方的理由也不错:“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信　《左传》　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的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就这样开始阅读，“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

唐诺显然不是事先站在古的一边，而是因为不愿怀疑得太快，自愿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从而获得了“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以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站在信任　(不是迷信)　一边，《左传》　就从单纯的历史实然书写，变成了同时具有文学特质的应然著述，作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的那部分，便不用从历史作品的合法性里生生切割出去，前述的密室细节，床笫之私，屋漏独白，就都有了存在于应然领域的可能。我们在　《左传》　里看到的，也便如列维—斯特劳斯在某处谈到的，不止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

对较完整的人和人的历史，除了实证领域的做，除了“思想上经验的东西”，唐诺认为，还应该包括“在‘做’与‘想’的反复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想、反省和思维”。经过种种思量，层层反省，历史皱褶里的肮脏和不洁才能被祓除，如旧街道的经过洗濯，人觌面相对的，才是一个清朗的世界。惟其如此，《左传》　写下的，唐诺从　《左传》　里看到的，就不再只是曾经发生的实然之事，而是包含实然和应然在内的对过往的探究，内里深藏着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和谨慎———《左传》　成公十六年九月的一段话，也就是杜预提炼的　《左传》“五例”，或许可以看成为这探究写好的断语?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没错，《左传》　和唐诺这本　《眼前》　要写的，不是外在的、显出的历史，而是本真的、和每个人的命运相关联的那些，因而这历史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置身的每一个当下，也一直都在我们“眼前”，从未，也永远不会离开:“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　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是的，就在眼前，就是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