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三位“睡美人”，虽然人生、艺术的追求迥不相同，英年后淡出画坛则一；虽然淡出了画坛，但在扰攘人世中保持着清醒亦一。只是“古调虽所擅，今人多不听”，于是便阴差阳错地把我当成了知音，成就了我与他们的三段因缘。

本文所要记述的，是我与三位“睡美人”的往事。他们是：卢鸿基、丁天缺和凌虚先生。三人在民国画坛，都算得上是风云中的人物，后来则成了“睡在美术界的人”(卢鸿基自嘲语)，美术界的波谲浪涌，与他们基本上没有关系了。

一

卢鸿基先生是海南琼海人。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专，并参加“一八艺社”，是当时进步青年的一个艺术社团，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并得到了鲁迅的支持。抗战期间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从事美术工作，参与筹办中华全国木刻界、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常务理事，主编　《战斗美术》。后又投入到海南岛的解放战争中。1950年后任浙江美术学院　(今中国美院)　教授。擅长木刻、雕塑、粉画、美术理论。

我与卢先生相识，始于1982年就读浙美研究生班。他是系里的老教授，潘耀昌、范景中两位学长的导师，我照理要去拜访他和美院其他老先生的。当时走得最近的，除了导师王伯敏先生、早在上海时就熟识的陆俨少先生，便是卢坤峰先生和他，而同他的交谊尤非一般，惺惺相惜的意义更大于学术上的求教请益。当时美院刚刚新建了三幢教授楼，他分得的是一套最大的三室户，孤身一人，空空荡荡的，挂着几幅郭沫若、老舍等给他写的书法条幅，常有一肚皮的牢骚，却又对什么都看得很透、很淡。不知什么缘故，从第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起，他便对我大加青眼。后来到北京拜访朱家溍先生，朱先生对我的第一句话竟是“如见古人”!　我才体会到大概因为卢先生从我身上看到一种“非今世人”的气格吧？　包括下文所要回忆到的丁、凌两位先生于我的厚爱，原因也应该不外乎此。但我却一点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拒离“今世”的“古人”，而实在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今世人”，尽管我更偏爱“古人”。

开始时，我出于解他落寞无聊的怜悯感，有空才去看他。后来却越走越勤，三天两头地去，看望卢先生成了我一个学习的好机会。这个学习，就“学术”而言几乎毫无得益，然而在他的身上，我却看到了如友人刘绪源兄在前辈们身上所看到的“秘密”：常识和日常。卢先生虽曾是一位革命文艺家，但他的学问却贯通古今中外，尤工旧体诗文。听他谈文论艺，声音轻微得像呼吸，但清癯的面容上露出时而严肃、时而微笑或嘲笑的表情，生动地帮助了他坚定不移的见解表达，许多观点深合我心。他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凡不合这一观念的艺术都在他的否定之列。因为谈得投机，他常常在家中备了小菜与我边吃边聊，聊得晚了，便留宿在他那间备而不用的卧室过夜。这间卧室，大概只有我一人用过，尽管从教授楼到我的宿舍不过五分钟的路程，但只要老人高兴，我当然是不会拂其雅意的。

杭州每有京、昆、越剧演出，他必去购票请我一同观看，有时还请章祖安先生作陪。他眼高过顶，“百无一可眼中人”，据我所知，章先生是浙美中他看得上的仅有的一位。春秋佳日，还常常邀我一起外出观光，中途则找一家幽静的雅舍，点上几碟精致的菜肴和一瓶黄酒。他自己是吃得很少的，象征性地用一点酒，就笑眯眯地坐在旁边，一边讲解每道菜的典故，一边看着我品酌。我心里完全明白，这一切，他事先都是做过“功课”的，因为他有的是时间。

1984年夏天，我毕业离校回到上海，卢先生几乎每星期都要给我写一封信，大有失去知音的空虚之感，并时有诗词酬唱。可惜的是，我对师长辈的来信，仅保存了姚有信、陈佩秋、王伯敏、陆俨少、杨仁恺、喻蘅等少数的部分，对“传统”之外的卢先生、丁天缺等，竟都没有保存!依稀记得，我曾经和了他一首诗：“傲骨嶙峋睡美人，诗文雕画旧驰名；借它一勺西湖水，去数南溟澒洞声。”引得他欣喜雀跃。不料不到一年，他便离世。在他逝世三周年之际，他在1953年创作的大连　《苏军烈士纪念碑战士像》　获首届全国城市雕塑优秀奖。借此机缘，我赶写了一篇　《祭南海卢公鸿基先生文》，发表在　《新美术》　上，让世人对这位“睡美人”多些了解。

二

丁天缺先生应该属于“新文艺”的现代派艺术家，江苏宜兴人。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丁天缺年轻时是国立杭州艺专的高材生，师从吴大羽，后担任吴的助教。今天画坛上名声显赫的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都曾是他的同窗，并尊其为“带头大哥”———不仅因为他的画艺超群，更因为他的豪侠仗义。1979年平反出狱，丁先生要求回美院工作，却未能落实编制，以“临时工”的身份被安排在　《美术译丛》　做编辑。1988年浙美60周年校庆，72岁的丁先生偶遇了他学生时代的深恋，苦命的鸳鸯终于结成连理!　自古的艺术家中，多有命运蹇舛的传奇，但浓墨重彩如丁先生，实属稀有。

我与丁先生相识，也是在浙美读研期间。作为研究生的一门实习课程，我们要为学报做一些校对的工作，包括对清样的校对和正式出版物的纠错，于是便与丁先生有了来往，也常从　《美术译丛》　上读到他翻译西方现代艺术的文字。见到的丁先生与印象中大相径庭。如果不是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身上简直连知识分子的影子都没有，而更像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普通工人。记得有一期　《美术译丛》　上发表了钱景长先生一篇关于弗米尔赝品案的译文，从标题到正文，“赝”字都被排成了“膺”字，我向丁先生指出这个字排错了，他只是淡淡地露出惊讶，并没说什么。“无错不成书”，我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不料几天之后，钱先生专门找到我，说这个字并没有排错，“我就是这样写的啊!　难道‘赝’和‘膺’还有什么不同吗？”我便解释说，“赝品”的“赝”从“贝”，而“膺”为义愤填膺的“膺”，从肉。钱先生恍然大悟地说：“啊呀!　你不说，我一直以为赝品的‘赝’就是‘膺’呢!”前辈的风范如此，不由我愈生敬意。而这其间的串联人，就是丁先生。不过，说到我与丁先生的交往，两年半的时间里，实在谈不上深切，除了工作业务上的事情，他既不与我讲他的人生经历，也不与我讲他的艺术观点。在我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老好人”。直到我回到上海，关系才变得密切起来。

大概是1984年底或1985年初，丁先生给我来信，说是要来上海看我并有事相商。原来，他受命主持中央电视大学美术函授班的教务，请我承担　《中国绘画史》　教材的编写。这不仅满足了我的发表欲，而且有一笔可观的稿酬，我当然受宠若惊。我请教他，既然其他课程的教材都由浙美的老师编写，何必单单　《中国绘画史》　的教材要到上海来找我呢？　他表示很早就看好我，“弗米尔赝品案的译文，我也不知道‘膺品’的‘膺’是错别字啊!”嗣后，他便频繁地与我书信往来，主要谈函授教学中的事务，偶尔也谈谈他的艺术观点。看来，这段时期的丁先生颇有老年可以有所作为的枯木逢春之感，但又炼就了平淡超脱、顺其自然的心态，并用这种心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去做事。包括1985年下半年，他准备去法国探亲半年时，也来信告知，要我提前写好教材，免使函授中断。1986年回国后，立即又开始了函授教学的通信。但函授似乎只进行了两年就结束了，丁先生和我的交往也基本终止。记得后来还收到他苦恋终于修成的喜讯，其心情流露于字里行间，活脱脱就是一个初尝禁果的少艾。此后再无任何信息的沟通，估计一方面，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有了美满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我的兴趣，虽然兼容中西和古今，但侧重点始终是在中国的传统尤其是古典传统。再后来，大概是2000年前后，有朋友相告，说中国美院给丁先生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个展，都是近十年间创作的油画，艺术水平之高超惊彩绝艳，引起强烈的轰动云云。但直到他2013年去世，我却对他的艺术毫无了解，甚至想不起他的任何一幅画!　这固然是我的孤陋寡闻，但也证明了这位“睡美人”的沉睡之深。

三

相比于卢、丁两位，凌虚先生属于“传统派”的艺术家，浙江湖州人。传统是多元的，有院体派的堂皇端严、文人派的野逸超旷、通俗派的雅俗共赏等等，所以更准确地说，凌先生属于传统中的通俗派。早年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并师事邓散木学习书法、篆刻，后长期活动于海上画坛，以画金鱼驰誉遐迩，亦能花鸟、山水、人物。曾在上海、南京、香港等地举办个展八次，所作　《百鱼图卷》　等轰动一时。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政府组织的上海美术工作组活动，任组长，陆俨少先生还是他领导下的组员。但不久后分配工作，被安排到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苏州刺绣厂等工艺部门任创作设计，从此便淡出了画坛。

我虽久仰凌先生的画名，但与之一直没有交往。直到世纪之交，好像是2002年上博国宝展期间吧，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正是凌先生打来的，说是要与我结识：“找了你很久，终于获得你的电话，近期来上海看你，合一个影。”我赶忙表示万万使不得，理应是我来拜访您老人家的。他却说：“你们年轻人年富力强，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时间宝贵得很。我老来无事，还是我来看你吧!”几天之后，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专程从苏州来到寒舍，相见甚欢，交谈甚洽，并签赠给我一本新近出版的　《凌虚画集》　和一张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古版代表作　《和气致祥》　首日封。平心而论，这本画册的装帧印制是很一般的，与他的资历绝不相配。但世情薄凉，美人迟暮，在晚年还有人愿意为你出这样一本画册，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当时的凌先生已经83岁，但看上去非常健朗，安详而福态，至多只有七十上下的样子。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的风光波影，更显得精神焕发。对50年代后的沉寂，他显得随遇而安，没有半句怨言。中午简单的便餐后便依依惜别。他一再回首打招呼的身影，宛如唐寅的　《纨扇仕女》，释然中颇有欣慰的满足。

嗣后，每见我有新的著述发表，凌先生必来电表示赞同、支持，殷殷寄望。而我数次想去苏州看望他，终因杂务缠身而未果。忽然，觉得有好长时间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了，去电又无人接听，四处询问，终于从一个苏州朋友那里，打听到老人已于2003年离世。我虽心存疑虑，因为隐约记得与他的“失联”是在2005年前后，但陆续又问了几位朋友，多说他应该不在了。不由心生唏嘘，便有了此文的撰写。发稿之前，责任编辑再三查询核实，终于辗转从苏州陶文瑜先生那里获悉老人还健在的确切消息。我赶快撤稿，避免了一场“明月不归沉碧海”的讹传，同时很为老人高兴，祈祝他在相忘江湖中平淡安静地长乐永康。不料，今年9月，真的传来了凌先生于8月19日仙去，享年97岁的消息。曾经的锦鳞焕彩，卒归于真水无香。

三位“睡美人”，虽然人生、艺术的追求迥不相同，英年后淡出画坛则一；虽然淡出了画坛，但在扰攘人世中保持着清醒亦一。只是“古调虽所擅，今人多不听”，于是便阴差阳错地把我当成了知音，成就了我与他们的三段因缘。而我，对他们的关心实在是很不够的，辜负了他们的错爱，让他们的一腔高山流水，全化作了对牛而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