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比较集中出现的中国作家的外国行纪和域外见闻，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作家走出国门之后的域外眼光和世界想象。与世纪之交外交官为代表的外国行纪相比较，30年代中国作家的域外叙述和世界想象已经祛除了猎奇式的心理，显得更为从容不迫，在文化想象中也有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文化整体观，当然其中也难免走马观花的粗疏与浅尝辄止的浮泛。

1933年11月，由新绿文学社编、文艺书局出版的　《名家游记》　问世，收录了中国现代作家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37篇游记，分上编“本国风光”，下编“异邦情调”。作为“代序”的是编者写的长篇文章　《游记文学》，堪称现代文学史中论述文学游记题材的较系统的学术论文。文章分“游记文学的背景”、“游记文学的分类”、“游记文学的特征”几个方面，可以说是在游记大行其道的时代所作的适时的总结，也呼应了30年代出现的现代作家发表和结集出版域外游记的热潮。

刘思慕　(小默)　在1935年1月为自己的　《欧游漫忆》　写的自序中说:“近来游记一类的货色在文学市场售出不少，单是欧洲游记，也有好几种，恐怕快可以上‘游记年’的封号了。”所谓“游记年”尽管是对“小品年”的说法的戏仿式概括，但以“游记年”来冠名，也大略说明了游记的风行。其中域外游记格外引人瞩目。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一代的外交官以及出访外国的文人政客们书写了第一批外国游记的话，五四以后作家型的游记则成为域外游记的主体。倘若不算冰心的　《寄小读者》，那么孙福熙初版于1925年的　《大西洋之滨》　以及1926年　《归航》　是较早收入了域外游记的散文集。徐志摩的　《巴黎的鳞爪》也收入了泰半篇幅的欧洲游记。接下来的现代作家有陈学昭　(野渠)，她于1927年赴法留学，其间曾任天津　《大公报》　驻欧特派记者，为　《国闻周报》写稿，也担任　《生活》　周刊特约撰稿人，1934年底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是在欧洲游历时间较长的现代作家。1929年10月陈学昭出版有署名野渠的《忆巴黎》，书中的主要篇幅是留学期间回国时书写的对巴黎的印象记。到了30年代，游记书写可以称得上成为了一个文学史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外国游记、欧游书信、日记，如徐霞村的　《巴黎游记》，曾仲明、孙伏园、孙福熙合著的　《三湖游记》，蔡运辰的《旅俄日记》，王统照的　《欧游散记》，朱自清的　《欧游杂记》，朱湘的　《海外寄霓君》，卢隐的　《东京小品》，李健吾的　《意大利游简》，邓以蛰的　《西班牙游记》　……在展现中国作家的域外见闻的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和世界眼光。

其中，郑振铎的　《欧行日记》　尽管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欧洲游历，却内含着更为自觉的游记书写意识。

1934年8月，郑振铎从北平赴上海，见赵家璧。此前，赵家璧曾给巴金写信，请巴金代约郑振铎为　《良友文学丛书》　写稿，这次沪上之行，郑振铎就把1927年赴欧洲游学的部分日记整理成册交给赵家璧，是为　《欧行日记》。

郑振铎的欧游起因于“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屠杀，郑振铎与胡愈之、周予同等七人联名写了一封给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公开发表之后，引起当局震怒，在屠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七人也无疑面临险境。郑振铎的岳父———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力促郑振铎出国避险。5月21日，郑振铎登上法国“阿托士”号邮轮，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欧洲游学。其间差不多每天都记日记，有些遗憾的是所出版的　《欧行日记》　只收入三个月零十天的时间，起于登上“阿托士”号邮轮的1927年5月21日，终于1927年8月31日。其他一年多的欧游日记，则因为后来屡经迁居而遗失了。

《欧行日记》　中有两个多月的日记集中在法国巴黎，除了在国立图书馆的“钞本阅览室”查阅中国明清小说之外，郑振铎的巴黎之旅堪称是一次博物馆之旅。在6月25日的日记中，郑振铎记下了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朗香博物馆的心情:“这是在法国第一次参观的博物馆。其中所陈列的图画与雕刻，都很使我醉心;有几件是久已闻名与见到它的影片的。我不想自己乃在这里见到它们的原物，乃与画家，雕刻家的作品，面对面的站着，细细的赏鉴它们。我虽不是一位画家，雕刻家，然而也很愉悦着，欣慰着。只可惜东西太多了，纷纷的陈列到眼中来，如初入宝山，不知要取那一件东西好。”

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博物馆既有民族志特点，可以集中展示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与习俗，乃至民族性格，同时由于殖民掠夺的历史，欧洲博物馆也汇集了大量世界文化和艺术遗产。郑振铎在8月21日参观的就是巴黎的人种志博物馆:“那里有无数的人类的遗物，自古代至现代，自野蛮人至文明人，都很有次序排列着;那里有无数的古代遗址的模型，最野蛮人的生活的状况，最文明人的日用品和他们的衣冠制度;我们可以不必出巴黎一步而见到全个世界的新奇的东西与人物。”郑振铎在　《欧行日记》　中着力展示给读者的，正是对“全个世界”的新奇之感。

对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记录，占据了各个作家欧游纪行的大量篇幅。邓以蛰在　《西班牙游记》　弁言中说:“(《西班牙游记》)　是我于一九三三———三四年间游欧洲的笔记。本来，所想写的预备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写各地之所见，一部分记各博物馆中重要之艺术。”也把博物馆中的艺术设计成欧洲游记的重要部分。到了刘海粟的　《欧游随笔》，其中关于欧洲艺术的绍介就更成为游记的主要内容。

1929年到1931年，刘海粟游历欧洲，“兴之所至，辄将所见所闻，信笔漫记”，于是有　《欧洲随笔》　一书。虽然作者称“信笔漫记”，但由于作者美术家的身份，关于欧洲博物馆、美术馆和欧洲建筑的集中叙述自是该书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参观的与建筑和艺术主题相关的计有巴黎圣母院、莫奈画院、写实派大师库尔贝纪念展、一九二九年春季沙龙、嘉尔文石像、日内瓦美术与历史博物院、布尔德尔的艺术、野兽派、马蒂斯、一九二九年秋季沙龙、凡尔赛宫、西班牙名作展与日本现代画展、圣彼得梵诃里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教皇宫、罗马西斯廷的壁画、波尔盖世画廊、圣保罗大教堂等等。章衣萍在为　《欧游随笔》　一书作序言时说:“我们觉得艺术是文化中的光与热。绘画与雕刻是人类最高精神的表现。我国数千年以来，艺人辈出，唐宋灿烂的余风，在如今已渺远而不可追攀了。近代艺术界的堕落，令人叹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萎靡到了极点。许多留学生都艳羡西洋的物质文明的灿烂，研究艺术的人，更是‘寥寥可数’了。我们如何能使中国的文艺复兴，使我们的民族也大放光明于世界呢?　那些在外国吃牛肉和以学术为敲门砖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是那些以学术为生命，以研究学术为毕生事业的少数的人们。”在章衣萍看来，刘海粟即隶属于这“少数的人们”。

但是除了刘海粟这种专业人士，欧行作家们对自己游历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免不了有些走马观花式的印象速写。如果在欧洲城市不曾留学或者长住，只是做旅游式的观光，一般都会渲染名胜古迹和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美术馆。朱自清的　《欧游杂记》　也是如此，序中朱自清写道:“这本小书是二十一年五月六月的游踪。这两个月走了五国，十二个地方。巴黎待了三礼拜，柏林两礼拜，别处没有待过三天以上;不用说都只是走马看花罢了。其中佛罗伦司，罗马两处，因为赶船，慌慌张张，多半坐在美国运通公司的大汽车里看的。大汽车转弯抹角，绕得你昏头昏脑，辨不出方向;虽然晚上可以回旅馆细细查看地图，但已经隔了一层，不像自己慢慢摸索或跟着朋友们走那么亲切有味了。滂卑　(即庞贝———引按)　故城也是匆忙里让一个俗透了的引导人领着胡乱走了一下午。巴黎看得比较细，一来日子多，二来朋友多;但是卢佛宫去了三回，还只看了一犄角。”虽然作者在观光前后也做了功课，查阅了些资料，但想必有些资料都是观光指南式的，如《欧游杂记》　序中所写:“我所依靠的不过克罗凯　(Crockett)　夫妇合著的　《袖珍欧洲指南》，瓦德洛克书铺(Ward，Lock&Co.)　的　《巴黎指南》，德莱司登的官印指南三种。此外在记述时也用了雷那西的美术史　(Reinach:A’pollo)　和何姆司的　《艺术轨范》(C.J.Holmes:AGrammaroftheArts)做参考。”而到了　《伦敦杂记》，情况就好了一些，因为朱自清在伦敦住了七个月，时间充裕得多，笔下的风物就细腻多了，既叙述了伦敦人的生活方式，也摹写了英国人的生活态度。这种风物志的写法也构成了30年代欧洲行纪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相对说来，刘思慕的　《欧游漫忆》在风景描述的同时更为关注于国际问题与社会问题。王瑶在　《刘思慕　(小默)<野菊集>　序》　中说:“他写的游记无论欧洲或日本，都属于异域风光，文中也不乏景物风貌的速写或勾勒，但这并不是它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时代风云笼罩下的社会风貌，是风俗画而不仅是风景画。”这种风俗画的风格也是朱自清所追求的，为此他在行文上力图避免“我”的人称代词的出现，也是追求客观化呈现域外风物的写作态度的体现。相比之下，王统照的　《欧游散记》　则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社会的各个阶层，笔下写到了“失业者”、“厨子”、“工人与建筑师”、“乡人”、“渔民”……在辉煌壮丽的博物馆文化之外，呈现给读者更丰富平凡的欧洲社会风貌。

20世纪30年代比较集中出现的中国作家的外国行纪和域外见闻，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作家走出国门之后的域外眼光和世界想象。与世纪之交外交官为代表的外国行纪相比较，30年代中国作家的域外叙述和世界想象已经祛除了猎奇式的心理，显得更为从容不迫，在文化想象中也有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文化整体观，当然其中也难免走马观花的粗疏与浅尝辄止的浮泛。

文/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