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

“诗词大会”获得广泛的好评。本希冀这波浪潮惠及新诗，然而新诗非但没有沾到光，反而“躺着也中枪”。一些相关的言论、文章，在赞赏古诗词同时，都不忘顺便奚落新诗一番。其实观点也无甚新意，无非是说“新诗不讲格律，像分行的散文”之类，有的干脆断言：“一百年后可能没有人会知道新诗了。”一百年后的事，谁也不知道，不过到今年，新诗却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历程。所以借这个机缘，替新诗说几句话。

古诗格律具有两个汉字的特殊功能或优势：

其一，与西方文字相比，汉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一如柳亚子所说：“平仄是旧诗的生命线。”(《新诗和旧诗》)　西文诗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

汉字另一个优势是句法造成“组义性”的灵活多变。西文文法严密，不如汉字句子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对此闻一多曾有很精彩的论述：“中国的文字尤其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句子连个形容词动词都没有了……这种诗意的美，完全靠‘句法’表现出来的。”他还举了一个翻译的例子：“‘峨眉山月半轮秋’(TheautumnmoonishalfroundaboveOmeiMountain，闻一多依据小畑薰良译本)，把那两个the一个is一个above去掉了，就不成英文，不去，又不是李太白的诗了。”(《英译李太白的诗》)　中国文字的这种功能与优势，加上其他种种因素，而使诗歌走上了“律”的路。

新诗是用现代文写的诗。新诗原初叫白话诗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说当初提倡用现代文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那么所谓“诗界革命”的初衷之一是要贯彻“文言一致”的理念也大体不错。而现代文字的发展趋势是一义多音，所以新诗求音义对称的难度不亚于西文诗。退回到古诗的格律系统就没有新诗存在的条件，那么新诗坚持“文言一致”的方向必然是“分行的散文”吗？

旧刻本里的诗是不分行的。我家里有几张光绪年间的　《申报》，那些文字是一贯到底，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的。闻一多说：“新诗采用了西文诗分行写的办法”，“姑无论开端的人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我们都应该感谢他”。闻一多是从汉字的象形与分行的视觉效果即“绘画美”层面上说的。现在连旧诗文本也采用分行了。其实分行无关乎诗的本质。如“疏影橫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仅声音对仗，更是意义排偶；整首诗起承转合，自然成序。而新诗所谓的“散文分行”不是散文的直述，而是情景的适宜调度，意象的机智配合，以及适合情绪波动的　自然顺畅的音乐性。如冰心的小诗：“弱小的草呵!/骄傲些罢，/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据说，冰心最初的小诗交予编辑时是依泰戈尔散文句的样式，而被编辑自作主张地分行的。事实证明，这首小诗融入了西洋诗的象征主义手法和中国“兴”的传统诗学观念。在内容上，暗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张扬的个性解放精神和平民意识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因此，散文分行不是诗，诗即使不分行还是诗。

虽然新诗做不到古诗那种严格意义上的音义对称，但是新诗也是有属于现代文的音乐性。戴望舒说：“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道理没错，但是这毕竟不及古诗韵律那样确定而有操作性。所以得看诗人的能耐。看看戴望舒　《雨巷》　的首节：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从“独自”至“雨巷”，其实就一句话，说“散文分行”也不冤枉。然而却分得奇妙!　不能不说是兼顾了诗的情感和音乐性的。

王国维在　《宋元戏曲史》　序中因时人贬元曲“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论点：“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也是当初胡适等一批新诗倡导者们提倡“新诗革命”的初衷。但是他们在继承这一理念并融入进化论时，走向极端，错误地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曲解为新诗取代旧诗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进程。这种观念和“有韵为诗，无韵为文”一样，是新诗与旧诗百年纠葛的缘由之一。“使寻常内容发射出迷人夺目光彩的还有更重要的因素———‘诗的形式’。”(黑格尔语)　形式决定不同文学品种的存在样态———古诗与新诗因其不同的文字与句法的肌理，决定了各自不同的诗的存在方式。把它们的关系看成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对诗歌的整体发展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