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

金梅写的　《傅雷传》　第六章　《赴法途中》，有这样的记述：傅雷1928年2月3日乘船到达法国马赛，“上岸以后，傅雷……就给严济慈先生介绍的郑振铎发了个电报，告诉他当夜乘车前往巴黎，请他等候，安排住处。”接着又写傅雷借钱给一位同船来的德国旅伴，那个德国人感激地说：“到家后，我就把钱汇寄到巴黎郑振铎先生那里。”再后面的记述就更为曲折：

“第二天———1928年2月4日，火车停靠巴黎车站，傅雷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在那位越南朋友的陪同下，叫上一辆出租汽车，到第5区嘉末街3号伏尔泰旅店去找郑振铎。昨天傅雷由马赛打来的电报，郑振铎是收到的。他并不认识傅雷其人，电报上也没说明是谁介绍的，所以没在意，将电报退了回去。现在当傅雷找到郑振铎住处时，旅店主人给他说了昨天郑退回电报的事，还说他已经外出了。再找一位姓苏的中国人，他也出门了。傅雷给郑振铎留下严济慈先生的介绍信，又按孙福熙先生开示的地址，到罗令街14号去找袁中道。到了那里，女店主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外出了，一会儿就回来的。那就等吧!过了一会儿，……说了半天，才知道他姓杨，不姓袁，误会了!　……连找几人，都没着落，傅雷才懊悔起来，觉得昨天给郑振铎打电报时，不该忘了加上是严先生介绍的词句，现在竟成了彷徨巴黎街头的浪人!其他人是不易找到了，还得去嘉末街找郑振铎。再到那里时，郑和其他几位中国学生都回来了，他已经看过了严先生的介绍信。大家对傅雷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郑振铎为他在旅馆二楼找了个僻静整洁的房间。”

《傅雷传》　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郑振铎他们热切地向傅雷询问国内“南方的形势”“民间的趋向”“学生界的状况”等等，“傅雷真想给这些新结识的朋友们带些好消息来，安慰一下游子们海天万里的向往热诚，可是怎么能去掩饰那如同一堆烂泥似的混乱稀糟的世态呢？　……大家唯有摇头长叹和扼腕悲伤了。———一个紧迫的问题：‘灰色弥天的中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睡醒那五千年大梦呢？’猛烈地游荡在这群游子的心田中。”接着，书中还写到“傅雷在伏尔泰旅馆暂时安顿后，由郑振铎等引导，赶紧办理着入学注册”等等。

有朋友读了　《傅雷传》　上述生动描写后颇为感动，又看到拙书　《郑振铎传》　没有写到这些故事，特别是拙著　《郑振铎年谱》　也没有记载这一重要史实，就来责问我何以疏漏如此：你的　《郑振铎年谱》　初版于　《傅雷传》之前，那时你如果不知道这些，犹有可说；但　《郑振铎年谱》　后来又出版过修订本，为什么还不补入呢？　郑振铎欧游期间的史料本来就不多，这么重要的材料弃而不用，还“史料专家”呢!

是的，我知道　《傅雷传》　的这些描写是有很确凿的“根据”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引自傅雷自己在“1928年2月6日戊辰元宵灯节，于巴黎第五区嘉末街三号服尔德旅店”写的　《到巴黎后寄诸友》　(后来收入　《法行通信》一书，为第十四章)。但是，傅雷在原文中写的可都是“郑君”，从来没有写过“郑振铎”三字啊!　当然，《傅雷传》　作者把这位“巴黎郑君”认作郑振铎，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郑振铎确实是在前一年6月到了法国巴黎。而傅雷在这篇　《到巴黎后寄诸友》　的前面部分，还提到过郑振铎呢：“进港时第一见到了Porthos泊在右岸，又看见Athos　Ⅱ和Paul-Lecal衔接着泊在左岸。同公司的兄弟姊妹们，在长长的离别后重见，我真代他们快活啊!　……Athos　Ⅱ是去年5月郑、袁、陈、徐、魏诸位的浮家，……所以于我更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慰亲切。”这里的几个外文，都是法国轮船的名字，“Athos”2号就是去年郑振铎坐过的邮轮。而提到的几个人就是郑振铎、袁中道、陈学昭、徐元度、魏兆琪。

而且，郑振铎与严济慈也非常有可能就是在巴黎认识的。因为严济慈1923年赴法留学，1927年7月　(一说8月，又一说9月)　回国，时间上两人见面正好来得及。至少我认为，当时初到巴黎的郑振铎是应该知道严济慈的大名的。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严济慈的老师、法国著名科学家法布里教授刚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次出席全院例会时照例要宣读论文，但法布里念的却不是自己的论文而是严济慈的论文。这是法国科学院历史上首次宣读中国人的论文!　这件事轰动一时，在法国报纸上大登特登，严济慈成为首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的中国人，大为中国人争光，郑振铎岂会不知？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所谓严济慈介绍傅雷去找郑振铎这件“佳话”，却是不存在的!

首先，郑振铎当年赴法，与严济慈、傅雷等人不一样，他不是留学生，身份略相当于现在的“访问学者”(自费)，而其实是政治避难　(因公开登报反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因此，他从没有去任何大学注册登录过，也就不大可能“引导”别人去注册。他也没有在巴黎的学生区与留学生同住，具体住处可以看　《欧行日记》　(郑振铎后来根据当时寄给妻子高君箴的信整理出版的一本书)。更关键的，据　《欧行日记》　记载，1927年8月15日郑振铎曾与朱光潜约定，9月23日同去英国伦敦。可惜，《欧行日记》　只发表到8月31日为止　(后面的日记都散佚了)，因此我们现在不能知道郑振铎去伦敦的准确日期。但是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郑振铎后来确实去了伦敦，1928年2月绝不可能在巴黎。特别是，现今国家图书馆特藏部珍藏有郑振铎1927年11月28日至1928年2月29日残存的原始日记，一共12张小纸片，上面正好包含着傅雷刚到巴黎的那几天，而绝对没有提到傅雷。因为郑振铎人在伦敦，几乎每天去B.M.(大英博物馆)　看书!

因此，傅雷写到的“巴黎郑君”究竟是谁，尽管下点工夫也不难查出来，但我也一直懒得去查，因为没有必要了。我略为感到纳闷的是，上述残存的郑振铎原始日记，我早就用在初版　《郑振铎年谱》　里，明确写了当时郑振铎正住在伦敦，而金梅在写《傅雷传》　之前与另一位作者合作　《郑振铎评传》　时也参用过拙著　《郑振铎年谱》　的，为什么还会误认这个“巴黎郑君”是郑振铎呢？

《傅雷传》是一本发行量好几万册的书，很受读者欢迎，而且还得到傅雷家属的认可。该书最初在台湾出版，大陆版由知名学者陈思和作序，近年又增订再版。上述问题似乎“无伤大雅”，搞错也确实“情有可原”，我本来不想写文章的；但既经友人诘问，又考虑到事涉我国第一流文史学术大师　(郑振铎)，第一流物理学大师(严济慈)　和第一流翻译大师、艺术理论大师　(傅雷)，因此觉得还是指出一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