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庭弓子译《我们仨》，日文书名为《分别的仪式》

钱锺书、杨绛致本文作者信

樱庭弓子[日本]

我和杨绛先生交往的机会并不多，一共五封半信，一张贺卡，一次面谈。最开始的第一封信其实是钱锺书先生的，只在信的后面有杨绛先生的问好，所以说半个信。时间是从1987到2011年。这二十多年里断断续续的来往，在杨先生的生命中不过是一点点的点缀，而和我差点儿半途而废的研究生活却有割不开的关系。

第一次取得联系是在1987年。当时正在写硕士论文的我读了1986年第二版的　《干校六记》　(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先生在他所写的序文里说他非常喜欢　《浮生六记》。但是，根据我的研究直觉，对这个评价好像觉得有出入，就大胆给钱先生写信询问了此事。出乎意料很快便收到了他的回信。我在那天的日记上写着：10月30日中午，因为要修改硕士论文熬了夜，矇矇眬眬下楼去，在门口发现了红蓝饰边的航空信，在信封上是钱锺书先生用钢笔竖着写的我的日语名字“樱庭ゅみ子”!　字很整齐，打开就闻到了墨水的香味儿。

钱先生信上说是印刷错了，出版社排字掉了一个“不”字，此书是他“不喜欢”的，还对我表示歉意。听说他当时身体不佳，还特意回信对我这个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学生解释———这份温情和感动至今也难以忘怀，而当年的那个学生———我，后来没能取得什么成绩，辜负了钱先生特意替出版社道歉的心意，对此我现在仍然感到很惭愧。

1988年新年，我给两位先生写了贺年信并加上了插画，还附上了玩具一样的“小玩意儿”，表示我的谢意。在日本，送给前辈这种开玩笑似的礼物该是很失礼的，不过当时我不谙世故，也觉得他们会懂我的心意。果然杨先生在回信上说，“看到你绝妙的画，虽然没见过你，却好像已经瞥见几面了”，让我觉得有点骄傲，觉得和杨先生可以沟通了!

上博士的那年，我结了婚，第二年怀孕了。后来读了　《我们仨》　第三章，杨绛先生怀孕时被钱先生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的一段，虽然教养的水平跟杨先生没法比，我还是可以体会到那种滋味儿。

生了儿子以后，我陷入了所谓“家庭和事业冲突”的状态，跟杨先生再通信是1991年8月，已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了。当时藤井省三老师要我替他和杨先生联系问稿费的事，因为我当时翻译的　《ROMANESQUE》　和　《回忆我的姑母》　两篇收到了藤井老师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中。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顺便用插图“报告”给杨先生这几年的情况，还附上了我写的　《洗澡》　的书评。杨先生马上给我回信说：“我很记得一位有漫画天才的聪明女学生，以为她还是个淘气孩子呢!　不料她一变再变，变成小娃娃的妈妈了!　画上的新娘喜气洋洋，妈妈则一脸无可奈何相，三幅画可以代替一篇冗长的自白，十分佩服你作画的本领。我谨补向贤伉俪道喜道贺。”其实我当时正处在低沉的状态，研究不长进，家庭生活又充满矛盾，觉得很苦……读到了杨绛先生夸张的话，我感到无限的安慰，好像和杨绛先生有她在　《有什么好？　———读奥斯丁的　〈傲慢与偏见〉》　文里说的那样，“相视目逆，会心微笑”的感觉。那天的日记上，我写着“活的意义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之中”。

1998年我开始在庆应大学教书，不过之后的十多年，我在研究、生活、工作的河道上，并没掌好舵，同时颈椎也伤了不少。

2003年颈椎症稍微好转的时候，我读了刚出版的　《我们仨》，觉得在翻译过杨绛先生主要作品的中岛碧老师已故的现在，应该由我来负责这本杰作的翻译。我就向丸山升老师征求意见，他也鼓励我来翻译，这样我就开始找出版社，也找到了杨绛先生的朋友吴学昭女士，并给杨绛先生写信询问可不可以由我来翻译　《我们仨》。2004年3月11日，我收到了杨先生同意我翻译的亲笔信。在我给她的信上，我好像画了一幅我儿子穿初中校服的插画，所以杨先生说：“看到了你的漫画，立即想到了你，连你寄我的小玩意儿还记着呢!　时光流逝，你的孩子已经从娃娃长成了中学生，恭喜你!”离上一次通信已经隔了十二年，我真有点害怕会被拒绝，却得到了这样温暖的回音，我头脑里马上浮起了　《干校六记》　日译本封面上的带点儿淘气微笑的杨先生，让我再次感到“相视目逆，会心微笑”的惬意。那时日本出版界开始不景气，不过尽管还没能找到出版社，我还是决定开始翻译了。接着，我有机会到北京采访几位作家，当时抱着很小的希望打听，可不可以采访杨先生，没想到杨先生很快就答应了我的采访。这是2005年8月17日的事。

那天早上九点半，到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经过守卫看守的大门，在十八幢楼房最里边那幢的二门，爬到三楼就到了。有一位阿姨开了门，看见了一位估计只有一米五，白头发，很文雅的老人，她伸出很软的手，说“请进”，这就是杨绛先生，皮肤很细腻。

杨先生耳朵有点儿聋，所以我们谈话就要麻烦旁边坐着的吴学昭女士替我大声地“翻译”。我们谈到　《我们仨》日译本的事情后，杨先生一一回答我提出的翻译上的问题。她也谈了在牛津留学时候的生活，在日军占领上海时期的紧张状态，当时日常生活的各种不方便等。突然发觉时间竟到了12点半，我们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告辞之前我想去厕所时，杨先生很敏捷地跑在我前边查看厕所干净不干净，还为我特意准备了新的毛巾。

这次访问后的几年，我个人生活有了不小的变化。我去纽约呆了一段时间搜集有关杨荫榆和陈衡哲在美国的资料，并在那段时间里考虑了很多个人问题，回国后我结束了二十年来的婚姻。2010年，饭冢容先生他们主办的中国当代小说集翻译的出版社的老板，看了我翻译的　《我们仨》　的几章，同意出版。当时我已经参加了那套小说集的翻译工作，负责翻译王小波的　《黄金时代》。另外还答应了台湾酷儿作家洪凌的短篇小说集的翻译。按时间，《我们仨》　的出版之约来得最后，但这是我的夙愿。而且我觉得这好像是杨先生在鼓励我振作起来重新开始走自己的路。我欣然开始修改和补充。以后的两年，一边教书一边拼命地从事翻译工作，2013年1月终于完成了三本小说的翻译。不料之后我的老病又发作了，颈椎急速恶化，最后决定接受手术。时间定在2016年2月。

2016年5月，杨先生走了。当时我动过手术没多久，很虚弱，什么都没有表示。今年3月，我读到吴学昭女士寄给我她写的　《杨绛先生回家纪事》，联想到我的母亲，她在杨先生去世前半年也走了。我母亲做过小学老师，喜欢看书，很温和，懂幽默。她很欣赏杨先生写的文章，我回娘家，有时候跟她讲杨绛先生写的故事，她每次都津津有味地听。她又读了我翻译的　《我们仨》，反复地说“小阿圆　(就是钱瑗先生)　很可爱，很可怜”。她走的时候，和杨先生一样，像睡觉一样，很安详。葬礼也非常简单，是她生前的愿望。这时我觉得可以写，也应该写点什么了。4月，通过我的插画间接地被杨先生“认识”的我的儿子，结婚成了家。在结婚典礼上，他和新娘费了一番心思提供了我和前夫见面并“和解”的机会。

这次文汇报笔会约我写这篇文章，等于给我机会回顾了很平凡，不过也跟大家一样酸甜苦辣的人生。搞文学也许最需要知道这种作为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我很欣赏杨先生的文笔：“凭理智来领会，把这个世界看作喜剧”；处在艰苦甚至悲惨的环境中却没失去思考能力，仔细地观察，冷静地分析眼前的“现实”，这样，遇到僵硬的思想所造成的扭曲的状况，可以点破其可笑之处，也可以提醒在越来越加速机器化的社会里容易变僵硬的精神，要保持有弹性的思考能力，这就是“喜剧精神”吧。她教给了我这个可贵的精神。我在起居室的东面放着四个书架，靠中间的中段放着杨先生送给我的一套　《杨绛文集》，面对书架写这篇文章时，有时抬头看到书脊上杨先生的字，这时候，我总觉得杨绛先生在天上递给我她的眼神，淘气地给我微笑，鼓励着我。